何亞非：大選後中美關係調整的空間與可能
美國大選結束，拜登當選為美國總統當無懸念，民主黨時隔四年再次入主白宮，標誌着美國政治步入新階段。有幾點值得注意：一是美國政治中特朗普現象「不可預測性」將告一段落，但是特朗普獲得7100萬選票表明，民粹主義和「美國優先」作為社會主流意識將繼續影響美國內外政策；二是美國對外單邊主義和「退群」行為會有所收斂，多邊主義和國際組織作用可能上升，但美國想重新領導「自由世界」並非易事；三是中美關係出現恢復對話、重新評估的空間，但兩國戰略競爭關係已經坐實，不可能回到從前合作競爭共存、合作佔主流的局面。
美國新政府上台後，兩國有可能伸出雙手共同托住兩國關係的「自由落體」，並通過對話尋求擺脫困境的辦法嗎？答案是謹慎肯定。「停止按鈕」確實觸手可及，但能否擺脫戰略惡性競爭需要走一步看一步。中美作為霸權國家和新興國家不是命中注定就有一戰。中美有足夠智慧在幾十年合作共贏基礎上，結合國際格局新變化重新認識對方、認識世界，制定雙方都能接受的「遊戲規則和行為框架」以指導兩國關係。關鍵是按下「停止按鈕」、開啟對話空間後怎麼做才能制止兩國關係的「自由落體」。
第一，需要停止奢談「冷戰」或者「熱戰」，儘力為兩國關係的緊張狀態降溫。美國「兩院一府」和一些重要智庫意識形態濃厚的冷戰式講話這兩年持續不斷，嚴重惡化了兩國關係的生態環境，誤導了社會和民眾。
目前，對中美關係有兩個偏激解讀。一是過分樂觀，認為中美關係惡化前所未有，但依然是「兩國關係好也好不到哪裡去，壞也壞不到哪裡去」，因為兩國經濟相互依賴程度高，又有「確保相互摧毀」的核威懾（MAD），不可能發生全面衝突和戰爭；二是過度悲觀，認為如今中美關係與1914年前英德關係從架構和驅動因素看都驚人相近，戰爭恐怕難以避免。
這兩種觀點各持一詞，爭論不休，卻從根本上忽視了中美關係這幾十年在全球化背景下穩步發展帶來的啟示。
中美不是一戰前的英德，也不是冷戰期間的美蘇，21世紀國際格局與20世紀初不可同日而語。中美在過去40年可以根據局勢變化找到戰略利益契合點，並就此開展合作，現在依然存在合作空間和契合點。兩國全面對抗和戰爭的災難性後果顯然易見，誰也不願意走進「死胡同」。
還有，中美只是世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當今世界已從「美國的世界」演變成「各國的世界」，全球治理也從「西方治理」向「東西方共同治理」轉變。雖然美國竭力以意識形態劃線，把中美關係描述成「民主」與「非民主」、「善良」與「邪惡」之爭，然而許多國家並不贊同也不願站隊。最近基辛格博士、法國總統和新加坡總理的講話都明確表達了這層意思，呼籲中美保持清醒。前幾天內效儉大使與我對話時同樣不贊成類似說法。
著名學者羅伯特·卡根和歐逸文（Evan Osnos）說，如果不加管控，美中有可能步一戰前英德後塵，「夢遊」式地進入戰爭。中美絕不能容許「夢遊」，世界其他國家也在高度關注中美下階段互動。
第二，兩國需要抓住即將出現的恢復對話空間，着手為對話做準備，以期從中尋找緩和雙邊關係、開展有規則競爭和適度合作的契機。
從拜登外交班子人選和美國政治現實看，中美戰略競爭關係難以逆轉，意識形態之爭可能升級。庫爾特·坎貝爾和傑克·蘇利文2019年在《外交事務》撰文稱，「中國最終對美國的意識形態挑戰將超過前蘇聯」。
中美戰略競爭需要與意識形態脫鉤，需要建立有序競爭的規則和框架，這是問題的關鍵，也是今後可能恢復的中美戰略對話的核心議題。而以規則為基礎的有序競爭，其要點是雙方需要接受世界秩序正在被重新塑造的現實。如今的世界不可能回到單極，只會朝着多極的方向加速發展。「分享和共同」是關鍵詞。
從現實看，近期內中美恢復戰略對話時機尚不成熟，但是新政府上台後，在雙方共同關切的若干領域先接觸對話，並儘可能同步採取一些建立信任措施，還是有可能的。
似可考慮先從防控新冠疫情、經濟貿易、金融、網絡、危機管控等領域着手。
一、新冠疫情短期內難以消滅，拜登已經把應對新冠疫情作為上任後首要工作，雙方就疫苗和疫情防控進行合作有較大空間。兩國還需要就新冠疫情後世界經濟復蘇的思路和路徑儘早商談，做好政策儲備。
二、兩國供應鏈由於美國對華戰略變化和新冠疫情衝擊需要進行調整，但兩國貿易和經濟合作事關共同利益和百姓日常生活，需要儘早恢復正常。至於是否繼續落實第一階段貿易協定，然後開始第二階段談判，還是重新談判雙邊貿易問題，可以順其自然。同時就WTO改革等涉及全球貿易體系的問題進行協商，以修復該體系。
三、金融對話有基礎也有需要。兩國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期間合作抗擊危機的「同舟共濟」精神至今歷歷在目。對話可側重兩方面：一是日益積累的全球金融風險。G20國家已經注入17萬億美元流動性，其中美聯儲就達4萬億美元，加上美國財政刺激3萬億。美元貶值和資本市場大起大落在所難免。如何防範新金融危機，縮短世界經濟谷底運行時間是共同難題。中美作為兩大經濟體應再度攜手，推動G20再次發揮「全球經濟治理首要平台」領導作用。二是中國金融市場穩步開放與美國資本大量湧入的磨合和風險管控，需要兩國央行和金融機構進行仔細推演研究。
四、網絡安全事關兩國國家安全和國計民生。中美就網絡安全問題進行對話具有緊迫性和實際意義，內容可以包括制定可操作的規則防止網絡攻擊、確定何種網絡攻擊構成戰爭行為門檻、建立全球網絡治理規則和治理體系、建立網絡合作和危機管控平台就兩國網絡空間已經和可能出現的問題及時進行溝通。
五、軍事衝突管控危機機制細化更新。在網絡技術日新月異、兩國關係持續下滑、軍事緊張局勢上升的情況下，如何防止在南海、台海、朝鮮半島、東海等地擦搶走火，以及一旦出現摩擦或衝突如何防止衝突升級為危機，需要有常態化、可操作的軍隊和外交兩條線的危機管控工作機制，還要重新確認高層熱線溝通機制的暢通。
第三，中美都需要集中精力解決各自的國內問題。中國正在制定「十四五」國民經濟規劃和前瞻性的2035經濟發展設想，提出「雙循環」經濟新發展思想、新發展格局，以促進經濟的轉型和可持續發展。美國國內問題重重疊加，如民粹主義泛濫、身份政治流行、貧富差距和不平等現象嚴重、種族矛盾激化、經濟持續下滑。要解決好國內問題不僅需要自身艱苦努力，也離不開雙方一定程度的合作以構建相對有利的國際環境。
歷史告訴我們，中美和則世界和、中美斗則世界亂。這次處理疫情已經引出中美兩種經濟發展思路和政治制度的比較，未來經濟發展好壞還會加深這一現象，美英等國學者和百姓為此開始質疑西方「民主制度」的有效性。中國完全無意展開任何形式的意識形態競爭，疫情政治化、經濟政治化都不可取。中國主張各國根據本國國情採取適合自己的發展模式和政治制度。中美都需要找到符合自身發展規律的經濟轉型思想和落實路徑。唯有兩國相互包容、加強合作才能互補、互利、共贏。
第四，在全球治理體系日益碎片化和「無政府化」期間，重拾「中美共治」顯然不現實也不可能，但是兩國體量大且影響力強，增加互信與合作，堅持多邊主義，在處理國際事務、應對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威脅方面發揮表率作用，並與歐洲和其他國家積極攜手合作至關重要。人類的未來是共同的，是可以相互塑造的，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獨善其身。
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