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幼珉：從「全國一盤棋」看香港抗疫

百年未見大變局中，百年未見之大規模流行病肆虐全球，也加速了世界格局的變化。

新冠肺炎在武漢爆發，中國率先發現病毒。當時人類對那病毒知之甚少，中國多地經濟停擺，與多國往來受阻。

重視生命、相信科學，中國政府迅速作出回應。

鄧小平說過：「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比較，它的優越性就在於能做到全國一盤棋，集中力量，保證重點。」動員全國抗疫，中國迅速控制疫情，及後經濟恢復增長。

香港防疫比許多歐美國家做得好，卻犯難「清零」。蹉跎數月，香港與內地和澳門相比，表現差強人意。第四波疫情來襲，市民不知此波疫情何時結束，更不知會否有下一波疫情，失望之餘也不妨作如下反思：

一、難以凝聚共識，仍需合理決策。

疫苗面世前，「清零」需進行全民和入境檢測，隔離和醫治病患。

管控疫情後，就業和消費才能恢復正常；與內地恢復人員往來後，經濟也會復甦。

社會對全民檢測和推行健康碼有不同看法，反對派不願看到政府有效施政和經濟復甦，更不願本地與內地正常通關。

未能有效管控疫情，只能等待接種疫苗。不少疫苗從內地運港，某些反對派人士必然造謠抹黑，而政府又不能說「反對者無需接種疫苗」，估計香港還會有紛亂。

客觀存在的分裂讓社會難以取得共識，政府仍應合理決策防疫，讓社會福祉最大化。

二、防疫考驗管治能力。

實施防疫措施有礙經濟運行，也限制居民自由；在崇尚個人主義的西方，防疫每每受到反對；東、西方青年在這方面表現的差異尤其明顯。

把流行病看作是對勞動力汰強留弱的「工具」，特朗普認爲窮人缺醫反映其失敗人生。背離科學，他反對發展公共衞生，忽視防疫乃疫情經濟主要矛盾；美國成爲世界最糟糕防疫的國家之一。

特朗普鼓吹的那一套迎合一部分西方人的心理。違背科學的抗疫模式作爲環境因素，對西方社會抗疫產生消極影響。

個人通過政府或其他組織提供的信息，推理和判斷，爲獲獎賞或免懲罰，採取與政府或組織一致行爲或態度，叫做服從。

除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外，內地許多地方並沒有強制居民佩戴口罩，更沒有罰款一說；居民卻普遍使用口罩。

那樣的服從並非畏於懲罰，也非盲從，反映公眾着眼長遠、認同個體和集體利益一致；那些也是東北亞文化的特點。

不應把低效抗疫與民主自由混爲一談。例如，工黨執政的新西蘭防疫效益比其他「五眼聯盟」國家好；民主黨上台後，美國疫情或許也能緩解。顯然，防疫績效的確反映了政府管治能力。

三、自信的中國。

西方不懷好意的預言家期望落空，新冠肺炎沒成爲中國的「切爾諾貝爾」。

在短短幾個月，中國控制疫情和恢復經濟，研發防治方案；扭轉了國際博弈中的波動局面。

疫情令內地居民對政府信任度大幅上升，中國社會從來沒有像現在那麼的自信。

耳聽八方，多數港人能客觀認識問題。香港控制疫情比西方好，本地家長叫在外國工作或讀書的孩子假期回港避疫；也有港人北上避疫。

「早發現、 早隔離、早診斷、早治療」使內地有效控制疫情；疫情「清零」和防止輸入病例，經濟才能恢復正常。

借鑒內地，港人對政府的抗疫期待比較高；香港也應該參考和學習在內地被證明成功了的抗疫經驗。

四、客觀看待香港。

受生產力、工作強度、勞動力供求、物價水平和匯率等因素影響，香港人均收入比內地高；內地經濟則比香港發展得快。

隨着內地教育水平提高，一些港人與內地同輩相比，容易覺得自己工資比別人高，競爭力卻平平。

因此，港人與內地人交往，容易不客觀地看待自己的能力，抑或排斥競爭。

香港與內地公務員都通過考試入職；比同僚優秀的人才能獲得晉升機會。

李光耀曾鼓勵新加坡年青人加入政府團隊，他拿新加坡與中國相比，說中國年青人需要付出更大努力，在層層考驗中脫穎而出，才可能成爲領導者。內地的確只有少數人才可能成爲市、省委書記等。

當代中國不斷向西方學習，包括國家管治經驗；西方則花大力氣圍堵中國，較少吸取中國的經驗。

香港有制度優勢；近年的社會動亂則削弱了那優勢。內地有學習香港的經驗，香港也需要向內地學習。而抗疫不能「清零」並非資本主義優勢的體現，香港應該反思。

五、需要有一個全局觀。

香港是中國的一個高度自治特別行政區，中央政府負責本地國防、外交、國家安全等關乎國家整體利益的大事。

不論是反對派、建制派或體制內都曾有一些「非分之想」：

反對派想奪權，中央以實施《國安法》作爲回應。

香港有土地，卻沒有足夠可供發展的土地供應。有人提議在珠海離島填海供香港使用，本地發展商提出他們的業務投資或「分紅」願景；中央對此沒有回應。

未「清零」，香港想與內地通關；中央至今沒有正面回應。

人們做買賣時常說「晤試晤知道」。而以上三個案例說明中央支持香港，卻是有底線的。

政策規劃或目標設定時，同理心與考慮可行性不可缺。制定抗疫等一系列經濟民生政策，香港應有「全國一盤棋」觀念，要有一個全局觀，香港利益應符合國家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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