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飛：美國生物戰的三大謀略
近日，世界衛生組織專家前往中國武漢，調查新冠肺炎的成因。美國政府又例牌攻擊中國是疫症的發源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針鋒相對，要求美國政府和軍方先向世人公開迪特裡克堡Fort Detrick實驗室，這是一個長期從事生物戰研究的軍方單位。
說起生物戰，美國乃至整個西方，當然是始作俑者。任何其他國家，包括二戰中的日本，都只不過是後起之秀，跟風學樣而已。不過首先要釐清生物戰概念，可能由於電視電視劇的誤導，例如恐怖片「生化壽司」之類，很多時候人們把生物戰與化學戰混為一談，變成所謂的「生化戰」。事實上生物戰與化學戰是兩種截然不同的作戰方式，生物戰的武器是細菌﹑病毒之類致病甚至致死的微生物，化學戰的武器是各類毒氣彈，兩種武器都有違人道，但分別受不同的國際公約所約束，這一點下面會再補充。
雖說生物戰的歷史相當悠久，據說當年蒙古人西征時，已經把帶有天花病毒的衣服布匹扔進敵人的城堡內，這是有意識地以使敵對方染病來進行作戰的手法，符合生物戰的定義，十七世紀英國殖民者在加拿大開拓殖民地時，也曾經用相同手法對付印第安人。但真正現代意義的生物戰，一般認為是源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同時也據此而開始了生物作戰武器的代際劃分，一如戰機也分第幾代戰機那樣。
簡單來說，第一代的生物戰武器，是一戰早期德國人發明出來的，主要是向敵人方面投放細菌，以針對騎兵和運輸所需的馬匹為主，同時也希望使農作物大面積歉收。換句話說，主要不是針對士兵和平民這些人類，當然有一定的致病，但這不是以細菌直接殺死對方軍民，而是損害對方後勤能力為主。
幾乎同一時期，也就是為了直接殺死德國士兵，甚至平民，同時也一併摧毀德國的農作物。英國生物戰創始人莫理斯‧漢基Maurice Hankey在1925年總結道：「以枯萎病摧毀農作物，以炭疽熱殺死馬匹，以鼠疫使整個地區而不單是軍隊受毒，這便是軍事科學無情進展的路線」。這便是第二代生物戰武器，以殺傷人命為目的，儘管所謂的兩個世代，其實都在一次大戰期間。順便一句，這位漢基勳爵是英國現代政府制度和軍隊制度最重要的奠基人，同時也是生物戰的理論先驅和具體實踐者，又是戰後呼籲國際限制生物戰的重要人物。
第一次世界大戰﹐西方列強開啟了生物戰的潘多拉之盒。雖說在國際上有聲音呼籲要簽訂國際公約，以限制生物戰這種非常不人道的作戰手段，但實際上包括英﹑美﹑蘇﹑日等列強不僅沒有在生物戰武器研究方面停下腳步，而且變本加厲，大力投資經費進行研究。美國當然毫不例外，軍方單位﹑科學單位花大力氣投放資金去建立各種生物戰實驗室和基地，包括但不僅限於文章開頭提到的Fort Detrick。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最駭人聽聞的生物戰部隊，莫過於日本的731部隊，又稱「石井部隊」，以其部隊指揮官石井四郎來命名。有關石井四郎和731部隊的恐怖史實，坊間已經公佈很多，筆者這裡不作複述，但這裡只提兩點不外人留意之處﹕
首先，日本731部隊雖然恐怖，但從軍事效能的角度來看，其實戰績並不顯著，甚至弄巧成拙。1933年8月，石井四郎在哈爾濱成立731部隊，但1942年8月，石井被免去了731部隊指揮官職務！眾所週知，這距離戰爭結束還有三年，日軍也未算敗局已定，石井卻被移開了指揮崗位。戰後日本的研究認為，這是因為石井貪污經費，但不太可信。根據中國方面史學家的研究，應該是因為在1942年的浙贛戰役之中，日本陸軍命令731部隊發動細菌戰配合，結果細菌對中國軍隊並沒有帶來多大傷亡，細菌無眼，分不清敵我，反而使得一萬多日軍受到感染，死亡一千七百多人。731部隊佔用了大量戰爭經費，卻帶來如此戰果，當然需要指揮官問責。
其次，眾所週知，戰後美軍俘獲了石井四郎，並豁免了他受遠東軍事法庭的審訊，要求他把所有731部隊細菌戰的資料交給美軍。這是事實，但往往誤解為是石井四郎幫助美軍建立生物戰能力，這是錯的！早在一戰後期，美軍已經開始生物戰的研究和部隊的建設。到了二戰結束，美軍在生物戰的知識儲備、武器生產及存儲方面有了二十多年的累積。日軍細菌戰的能力，著實不入美軍法眼，美軍真正貪求的是731部隊用中國人活體試驗所得出來的生物戰醫療數據！
因此，美軍發展生物戰的第一項謀略，就是趕上軍事發展潮流，精準搶掠核心技術。
第二項謀略就是以退為進：一方面主動提出要簽訂限制生物戰的國際公約，但另一方面因應生物科技的進步，迅速把生物戰的武器更新換代。1969年，美國總統尼克遜在科學家的建議之下，美國簽訂《國家環境保護政策法》，宣布永不使用生物武器，公開銷毀了庫存的數萬枚生物武器炸彈，以及對相關設施的凈化和設備拆除，連部分試驗場都變成了旅遊景點。
美國政府及軍方認為，與作為戰略威懾工具的大規模殺傷性核武器相比，傳統生物武器的軍事效果並不值得信賴，無論是作為威懾或報復，其效果都值得懷疑，甚至比不上呼籲世界訂立禁止生物戰公約所獲得的政治外交收益更高。因此，美國政府一不做二不休，乾脆在1972年推動制定《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大力推動各國簽署，連蘇聯也是締約國。由此，美國節約了大量軍事預算，還在國內和國際輿論上形成了明顯的政治道義優勢，對當時深陷越戰泥潭的美國來說，無疑是救活了國家和政府信譽的一手活棋妙棋。
但實際上早在1962年，美國國防部在國會證詞中就承認：在美國陸軍生物研究所內，微生物——細菌、病毒、立克次體和真菌研究中，遺傳學越來越受到重視。1969年，美國人首次應用生物工程原理，從大腸桿菌中分離出DNA片段。1973年，美國的赫伯特·博耶等人創立了DNA重組技術。1976年，基因工程進入技術開發階段，這就為第三代生物戰武器的研發提供了全新的技術角度。
一言蔽之，1960-70年代的美國生物戰武器研發﹐正從傳統手法培養微生物﹐轉變為依據遺傳學和基因工程來加以進行。生物武器正朝著第三代來發展！說句難聽的，同一時期美國所推動簽署的《國際禁止生物武器公約》，就算不是作為故意掩人耳目的幌子，這份公約也是規管不了美國研發第三代生物武器！
第三項謀略，是進一步以退為進：乾脆退出《禁止生物武器國際公約》的進一步談判，赤裸裸擺明車馬來發展生物武器。什麼叫做進一步談判？任何一份國際公約或者條約，如果沒有強大的執行機構和細節，那麼這份公約寫得再好，也是一紙空文。最明顯的比較，就是《禁止化學武器國際公約》，這份公約不僅內裡條文前後一致，最大限度涵蓋各種不同的化學武器，更重要的是，它有一個強而有力的秘書處作為執行機制，確保所有簽約國家能夠遵守公約。這一點美國政府也予以配合。
但反觀《禁止生物武器國際公約》，有軍事武器控制專家早已指出，這份公約內在條文前後並不一致，同時有「例外條款」可以讓簽約國鑽空子。更為致命的是，《加強生物武器公約核查議定書》是關於定期巡查簽約國有沒有遵守公約的執行細節的文件，也就是上文所提及的進一步談判的內容，美國政府卻不予合作，使得公約的執行機制無法真正落實。兩千年之後，美國乾脆退出了談判。在2014年4月1日，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署（DARPA）就專門成立了生物技術辦公室（BTO），主要進行生物學、工程學、人工智能和資訊科技等最新最尖端科技的交叉研究，有官方智庫形容它為「生物曼哈頓計劃」（曼哈頓計劃即原子彈研究計劃），主要項目包括：
- 用基因重組的新技術﹐增加微生物的不可抗疫性。
- 結合生物戰與AI人工智能等最新科技。
- 傳說在進行針對特定種族的細菌病毒精確打擊研究，例如蒐集中國人基因圖譜，以便研究作精準打擊。
總括而言，美國在過去一百年以來，對生物戰的研究從未間斷，而且深謀遠慮！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