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慶成：北京改變港選舉制的考量
中國政府決定大幅度修改香港選舉遊戲規則，連日來在香港社會引起極大爭議。建制派一如以往大表支持，認同只有愛國者治港才能確保香港繁榮穩定；民主派則繼續炮轟北京不再容忍香港存在異見聲音。兩邊陣營爭論不休的背後，某程度上也正好反映出兩種政治理論的分歧。
關於民主化和經濟發展的關係，學界一直存在着兩種主流的觀點。其一是政治自由很重要；政治民主能夠保證廣大民眾參與，而廣泛參與和政治自由的結合，可以促進社會分配的公平，進而推動經濟不斷增長。
若翻看Fraser Institute的《世界經濟自由年度報告》，不難看出支撐這一觀點的數據。在每年「經濟自由指數」排名靠前的國家/地區中，除了數個石油國家外，排行榜內多是一些民主國家/地區。這些地方不但是民主與經濟自由兼容，而且經濟自由程度也很高。
相比之下，在經濟最不自由的排行榜最低層，大部分屬於威權國家／地區，剩下的也大多是剛剛步入民主化並且民主程度偏低的國家。總之，這些數據皆反映政治民主即使不是與經濟發展完全同步，至少也是相輔相成的。
但也有學者對此提出另一種截然不同的看法。這個被稱為「政治民主與經濟自由衝突論」的觀點認為，民主制度很可能會損害經濟自由，例如激發福利分配衝動，導致稅收不斷提高，損害投資積極性。因此，為了保護經濟自由，必須提防政治民主化。
這兩大觀點之外，又有人提出另一個折衷觀點，即承認政治自由能夠促進經濟發展，但在民主轉型的過程中，社會最有可能發生動亂。譬如，法國大革命就是發生在舊君主制度最繁榮的時期。當時法國政治上相對開明，但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來。一旦政府的改革未能帶來預期結果，社會動蕩就會愈演愈烈，甚至爆發革命。
香港建制派和民主派近來對香港選舉制度展開激烈的爭辯，歸根到底，就是第一和第三種觀點的大比拼。對泛民支持者來說，民主和自由是香港繁榮的基礎，香港產業結構多年來一直由財團寡佔，要解決香港存在以久的社會問題，就要貫徹民主普選。香港只有一人一票直接選出自己的特首，才能夠解決貧富懸殊問題。
北京多年前曾經一度認同這一論述，認為各地的民主政府都面臨著公民社會愈來愈活躍的問題，香港也不能再沿用昔日港英殖民地的管治模式。所以當局在2007年為香港普選時間表「一錘定音」，允許港人在不久的將來用選票去節制地產霸權，以鞏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可惜北京打開香港普選這個「潘多拉盒子」後，盒子里各種精靈也隨之跑了出來，令香港由經濟城市逐漸變成政治城市。在過去十多年，許多港人由於認定了香港一定會有普選，不斷地表達出渴望儘快普選的訴求。泛民陣營也憑藉著這股力量發起一次又一次社會運動，在立法會和區議會各項選舉不斷贏得勝利。
前年的反修例風波，可以說是民主派社會抗爭行動的最高峰。在運動期間，大批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人熱情和投入抗爭，爭取他們心目中的民主自由；不少人甚至不屈不撓，前仆後繼，推動香港獨立。這也可理解為是立根於民主的訴求。
北京在這時候才猛然發現，原來當年為香港普選大開「綠燈」實在太天真，給了香港民眾不合理的期望，以為西方民主選舉就是靈丹妙藥，並冒着過度的風險不現實地追求。
所以北京這次決定把「潘多拉盒子」重新合上，收回香港普選的時間表，意圖一下子消除香港選舉制度的「隱患」。根據當局的判斷，一旦港人對政治熱情急降後，香港就可以重回到一個經濟城市，特區政府得以開展各項計劃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換言之，北京和香港民主派正在對香港的前景進行一場預測性的賭博。對後者而言，北京禁止全體港人直接參與香港選舉，將會進一步加深社會衝突，重重衝擊香港經濟體系，前者則認為政治的自由度和經濟發展沒有必然的相關。相反，既然以後政治已沒有什麼好玩，特區政府日後也不用再花精力去應付各種各類無休止的政治鬥爭，只要一心一意解決香港的經濟民生問題就足夠。
哪一方能在這個賭局中勝出，或許要待十年八載後才有結果！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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