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凱文：比起參選 民主黨面對着生存問題
(民主黨Facebook圖片)
友人韓成科日前撰文，談及一些民主黨相關的新聞，包括前主席楊森在黨內集思會後，宣稱該黨會繼續做「和平理性務實的反對黨」，現主席羅健熙表示，現行的區議會制度下，看不到民主黨為何突然會由參選改為不參選，以及副主席李永達與妻子陳樹英早前宣布退黨。韓兄認為，這一連串的動向，表面互不相干，但實質對準的都是明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
這種說法，似乎有點過度聯想，因為不論民主黨元老，抑或是現屆領導層，都沒說過下年不參加區議會選舉。事實上，即使是上年完善選制後的首場立法會選舉，民主黨雖然提高了黨內初選的提名門檻，令有意參選的韓東方拿不到足夠提名，但是現屆領導層可是未從說過要杯葛，而且他們當時的所謂參選爭議，究竟是真的源於不滿新選制，還是源於內鬥，這一點要搞清楚。
民主黨當日提高參選的提名門檻，若只是黨內主流派為了阻止另一山頭參選，或阻止另一山頭的「plan B」參選，因而不惜「攬炒」到自己也派不到人參選的話，隨着前民主黨副主席梁翊婷和中委蘇逸恒，於今年初被開除黨籍後，主流派已在內鬨中勝出，即使鄺俊宇還殘存於黨內，但他已因去年區議會宣誓被DQ，令其在未來五年內不能參選，主流派亦因而沒有了參選障礙。
因此，認為民主黨為下年區選鋪路，或者他們會因區選改制而不參選，可能從一開始便是源於錯誤假設。另一方面，稱立法會在完善選制後，反對派本來就有機會取得一半地區直選議席，這是建基在對方參選後，其支持者會把票繼續投給他們，即立法會改制之前，所謂的6：4得票比例不變。然而，如果民主黨去年參選，無法保住過往的票源的話，他們參選亦只會落選，下場跟去年其他自稱非建制派的地區直選候選人一樣。
更重要的是，相比下年是否參選，民主黨當下的窘境，可能是生存問題。畢竟，前年民主派「總辭」和去年不參選立法會，民主黨雖是丟了七個議席，但是政府於去年落實區議會宣誓安排，卻令對方大部分區議員辭職和被DQ，不但沒了這些區議員的薪金上繳，原本用公帑聘請的議員助理因此而失業。與此同時，多名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因「初選案」而被還押，單是律師費和「安家費」據聞已燒了不少錢，導致民主黨陷入嚴重財困。
換言之，相比起區選未來會否改制，民主黨又會否因此而不參選，他們有否足夠經費，捱到下年區選，以及有足夠的參選經費，可能才是更大的問題。當然，民主黨或許可以把現時用作黨總部的自置單位出售套現，但是「初選案」一日未審結，律師費便猶如無底洞，唯一可依賴的財源，可能便只有對方搞的網購平台生意，抑或是再向政府申請，讓他們能在街頭售賣獎券和籌款。
可是有意見曾質疑，根據政府網站的資料，根據《賭博條例》申請售賣獎券的機構，須為在香港註冊的合法非牟利團體，而民主黨根本不是《稅務條例》第88條所訂明可獲豁免繳稅的慈善團體，另一方面，民主黨屬《社團條例》第2條所定義的政治性組織，條例第8條訂明本地政治性組織如接受外國政治性組織任何形式的財政上的贊助，則被視為「聯繫」而予以取締。
由是觀之，民主黨本來便不符合售賣奬券的資格，政府本來便不應批准其售賣獎券的牌照申請，政府過去亦無法確保對方在籌款過程中，獲取外國政治性組織的匿名捐獻。如此便衍生一個問題：下屆政府會否繼續隻眼開隻眼閉，批准民主黨售賣獎券和籌款的申請？如籌款不獲批，民主黨自2019年開始，又已停辦了籌款晚會，普通商企又未必敢再向其捐款，民主黨便有可能因入不敷出而破產。
除此之外，《港區國安法》在前年實施之後，不少反對派組織已因怕觸犯法例而陸續自行解散，拒絕向警方國安處呈交資料的支聯會，更是直接被政府取締。在此情況之下，比起來年能否或會否參選，民主黨如何一邊「打擦邊球」，繼續扮演着反對派的角色，藉此保住原有票源，另一邊又不觸碰到《港區國安法》的紅線，因而落得自行解散的下場，可能是一個更加逼切的問題。
如此一來，楊森強調民主黨會繼續做「和平理性務實的反對黨」，與其說是為未來參選鋪路，倒不如說是為該黨尋找生存下去的定位。至於李永達退黨，亦是同樣道理，因為對方在離英之後，依然是民主黨的副主席，他若在未來想參與當地港人舉辦的政治活動，乃至學許智峯一樣走所謂的「國際線」，便可能令民主黨陷入「勾結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嫌疑。是故，認為李永達退黨為對方未來參選鋪路，倒不如說他為自己的未來鋪路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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