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文鋒：治理體系及能力現代化三大方向
現距離新一屆特區政府上任不足一個月，中央及香港各界都希望新政府能夠勵精圖治，帶領特區由治及興，為香港帶來良政善治。如何改善香港的治理，候任特首及新一屆立法會議員自然都各自有想法，包括候任特首提出「以結果為目標」，為公務員設立關鍵績效指標；不同地區人士提出的各類改善地區行政及改革區議會的建議；及剛在立法會通過的有關「改革公務員制度，提升政府效能」原議案和各修正案等。
這裏不是要個別評論不同建議，而是希望再往前一步，嘗試梳理中央和內地學者對治理的看法，以及整體而言對未來治理的期望，希望未來特區高官及立法會議員對此有一定認識。
治理成為內地的熱話，其實要推到9年前，即2013年底。當時中共第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到「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因此當治理被提出來時，中共已明白中國的治理有其問題所在，一方面要改善其頂層設計，即治理體系，其次是要改善政府各部門落實政策的能力。
文化自信 極其重要
自這份文件後，治理體系及能力的現代化成為內地學術界的顯學，較多研究的視角是從文化、大數據和民主政治出發，這其實亦代表了內地對治理體系及能力所追求的主要方向。文化視角主要是從文化自信出發，治理體系的現代化，主要解決的問題是從不同制度選擇出適合自己的元素，從而改善自身體制；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則要求執行人員對自身制度的認同，及自覺落實執行的意願。要解決以上問題，文化自信是極其重要。以香港為例，就是如何讓現時公務員認同新的改革，願意落實執行之，這比起單單改革制度更為困難。
運用大數據改善治理
其次是有關大數據如何改善治理。運用大數據進行國家治理已是全球發展大趨勢，一是有助決策者作出更科學的政策決定；二是推動治理過程由封閉走向開放；三是使治理者在執行政策時能更有效率。第一及第二點是關於治理體系頂層設計，第三點則是關於治理能力的提升。
運用大數據於政策制訂及執行，是港府的弱項——單是關於交通政策，仍由運輸署派員到馬路旁數車輛數目，已知道政府在這方面的落後。要改善香港的治理，各部門如何收集及運用大數據，亦是來屆政府要思考的地方。
為民賦權的民主路 仍要走下去
第三點是民主政治的視角。民主發展依然是香港發展的重要議題，在過去一段時間，我們發現選舉民主的問題，可能對民主發展迷失了，但為人民賦權的民主路仍要走下去。內地學者集中研究的是協商民主，認為協商民主一可以廣泛聽取政策受眾意見再作決策，二是可更有效整合多元利益以增加價值認同，三是政策在執行時遇到問題可以得到公民的反饋，有需要時馬上修正。同樣，第一及第二點是關於治理體系的改善，第三點則是提升修訂政策能力，以改善治理能力。
香港的政體是行政主導，但在治理方面卻可以將一些有關民生的政策賦權予市民，在政策規劃及執行時期與受眾更多接觸和協商，以提升治理能力。當然，如何平衡行政主導及協商民主，當中仍需多嘗試，亦可參考內地個案，將適合的經驗在港試行。
2019年11月6日《人民日報》刊出習近平主席對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說明，他提到「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基本實現；到本世紀中葉，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換言之，在3屆政府之後，香港的治理體制及治理能力亦應該基本上可達到能夠應付國家及特區內部挑戰的要求；加上當中還要有試錯及改正的時間，其實留給港府改善治理的時間並不多。
因此，筆者認為下屆政府應該將治理體系及治理能力現代化作為首要任務，主要就文化、大數據及民主作為改善治理的3個大方向。如果下屆政府仍不開展這項工作，那恐怕到2035年，港府的治理體系及治理能力仍不會有大幅度改善，距離良政善治只會愈來愈遠，也不可能做到中央對治理現代化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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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明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