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剛：以「耐心」對「耐心」，推動中美關係合理回調
拜登政府就職已逾一個月，處理對華關係總體可以用「謹慎」、「緩步」來形容。
從拜登當選開始，中國領導人和外事外交部門負責人多次「隔洋」喊話，強調中國的對美政策保持延續性，系統闡述中國政府對與拜登政府相向而行重建中美關係健康發展戰略框架的期待。儘管美方新當選總統團隊高層人士在選舉過渡政治背景下說了一些並不友善的話，美國軍方還在派艦機以更高頻率進到中國近海巡弋，但中方的反應理性克制，中美關係的穩定性明顯回升。
拜登政府接收到了信號，通過外交政策演講、國會參院質詢、答記者問等方式予以回應，核心內容是：美國已確定同中國開展「界定21世紀世界面貌」的「戰略競爭」，在這一點上特朗普政府沒有錯，拜登政府將會繼承；美國不願與中國發生冷戰式對抗，要進行有管控、有邊界、「免除災禍」的競爭；美中應在氣候變化、公共衛生和防擴散等擁有共同利益的領域開展合作；美國將在涉及價值觀的問題上堅持原則。
這幾層意思符合美國對外戰略演變的實際情況，也符合民主黨的基本理念，中方應予確信。
拜登政府還釋放了一個關鍵信號：要用「耐心」處理對華關係。「耐心」一詞看似簡單，實則複雜，有很多「潛台詞」。明面上看，是在強調拜登政府需要時間全面重審對華政策，背後實則反映了其處理對華關係時受到的重重羈絆和舉步維艱。
一方面，美國國內政治創傷深重，拜登政府必須堅守「治癒」承諾，在對外事務中不會像對內政問題那樣竭力「扭轉乾坤」。而且，拜登政府在國會仍然受到共和黨強烈掣肘，每強推一件事都會付出高昂政治代價，做不到完全「去特朗普化」。
另一方面，特朗普四年來對華政策過於激進，「脫鉤」、制裁等強硬手段被濫用，致使「工具箱」過度消耗，結果不僅未能壓制住中國，反使中國變得更有韌性和方向，對美國眾多行業的「後座力」也很大。拜登政府要修正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但面對的卻是一個已摁不住的中國，處理具體問題面臨硬來不行、軟搞國內又不答應的無奈與尷尬。
對拜登政府而言，重審對華政策是項複雜、全面、系統的工作，需要制定的不僅是本屆政府的政策，更是美國的長期戰略，必須找到真正符合美國國家利益和價值的方式，具備跨政府、跨任期的特點。因此，重審可能要耗費半年以上時間。
拜登政府和特朗普政府一樣強調施行對外戰略「實力優先」，意識到美國要想成功應對來自中國的「競爭和挑戰「，歸根結底還得靠自身實力和全球影響力的修復。拜登政府同時意識到，僅憑美國一己之力已無法應對中國的崛起，必須調集盟友夥伴的力量。拜登政府對華政策重審極其重要的一個方面是同歐亞盟友夥伴國家協調立場，爭取確立針對中國的「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基調，然後才會同中國展開全面互動。很顯然，美國的歐亞盟友們也有這樣做的強烈動機，但它們對美國的衰頹和內向趨勢看得越來越清楚，一旦不再面臨來自美方的特朗普式蠻橫施壓，便會更多考慮自我，儘可能兩面下注兼取平衡。所以，拜登政府與其他國家協調對華政策的效果不大可能達到預期。
「耐心」在技術層面的兩層意涵分別是：其一，拜登政府不排斥與中國恢復全面對話，但堅持只搞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有質量」對話，否則不急於對話；其二，拜登政府在處理涉華敏感問題時會有較多的動力遂行自我剋制，比特朗普政府更倚重外交手段，強調冷靜和智慧。
拜登政府的這種克制畢竟是策略性、臨時性的，其對台灣、南海問題到底會採取什麼樣的戰略態勢，在「變」與「不變」當中如何權衡，是需要密切觀察的。我們要心中有數，美方口中的「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沒有變」和我方期待的「美國重返一個中國政策」不是一回事。
也不要忽略從美國全球戰略調整和擺動的角度進行預判。正如約瑟夫·奈在其近著《道德重要嗎？》中挑明的，近兩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和特朗普實際上是在以不同方式推動美國對外交戰略的收縮，他們的共性在於「更多收縮的是手段而非目標」，他們從未放棄讓美國「再當50年世界領導者」或「再次偉大」。
實踐已經宣判這兩任總統外交戰略調整的效果歸於失敗，現在輪到拜登上場了。在糅雜奧巴馬、特朗普兩個時期政策特點的同時，拜登有沒有可能成為推動美國深度戰略調整的一任總統？美國有沒有可能真要對自己的全球目標進行「收縮」？這兩個問題的答案與中國息息相關，將深度影響中美關係的未來形態和中國在國際上的作為空間。
在經歷了奧巴馬時期的「軟弱」和特朗普時期的「亂鬥」之後，美國的對華政策似乎除了走中間路線和主動修生養息別無其他選擇。然而經過這幾年的發展，涉華問題更加攸關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也更加深涉美國內政，拜登政府每邁出一步都不得不仔細權衡，我們不必對其能否在改善對華關係方面「大刀闊斧」抱過高期待，過度施加影響更可能適得其反。
在過去幾年的對美鬥爭中，中國領導人一再強調的「戰略定力」為中國鎖定今天的階段性勝局發揮了決定性作用。中國對中美關係的基本形態正在具備前所未有的塑造力，這種塑造力需要善加利用。面對拜登政府的重審和遲疑，中國似乎沒有必要急於為在過渡期取得外交成果而更加主動，而是可以用自己的「耐心」回應對方的「耐心」，共同醞釀中美關係的合理回調。
這種「回調」是相對於特朗普執政四年來過於偏激的狀態而言的，雖不可能回到奧巴馬執政初期那種大講「戰略互信」的熱烙程度，但卻可以找到一個能夠總體上適應新時期兩國實力對比和全球戰略目標的平衡點。
「耐心」不等於無為而待。形勢發展很快，國際格局調整及其映照下的中美關係演變速度不再以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為單位，而是一年一個單位，臨界點在加速逼近。中國作為格局轉換的主要變量之一，必然越來越直接地承受方方面面的壓力，必須充分利用起目前的喘息空間全力做好自己的事，包括推進改革開放和完善外交轉型的全球布局，同時盡量恢復中美在具體領域和專業層級功能性合作的積極成分，為兩國關係的合理調整積累主動作為的資本和空間。
2月11日，中美兩國元首進行了美國新政府就職後的首次通話。我們無從窺探這場據說「進行了很長時間」的通話的具體內容，但完全可以從中美各自發表的原則性極強的官方消息稿中看出言辭的剋制。兩國對己方立場的闡述已在盡量照顧對方的感受，為的是擺脫特朗普時期各說各話的模式。這是隨拜登上台而進入新階段的中美關係邁出的好的一步，增加了人們對未來的期許。
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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