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香港：中美之爭是發展模式的競賽
雖然香港人喜歡旅行，但對安克雷奇（Anchorage）這個地方，相信了解的人不會太多。此地與美國本土不相連，且是連接中美兩國航線的中點，與北京和華盛頓的距離相當。當年中美開通直航時，這裡是飛越太平洋上空必須落地加油的中轉站。
因為拜登上台之後首次高層會議安排在阿拉斯加這個最大城市，安克雷奇一下子聲名大噪。但有點意外的是，世人期待已久的中美會談竟然以毫不客氣的唇槍舌劍開場，雙方在全球媒體的鎂光燈閃爍下，就差沒有拍案而起，拂袖而去了。安克雷奇也因此沒有成為中美關係可以「相向而行」的交匯點。
觀察此次會談的報道評述及社交媒體的熱度，中國大熱。美國大冷，整體上只有中國報道量的兩成。此外，美國有些KOL表示驚訝，說沒必要搞成這個樣子（unnecessary and unexpected）。但根據華盛頓郵報的報道，布林肯其實對風險是經過評估的（a calculated risk）。他雖然擔任國務卿才二個多月，且是第一次與中國高層正面交鋒，但會前與全球約一百個「同行」交換過看法。換言之，他一進場就採取咄咄逼人的打法，經過深思熟慮，亦是為他的老闆拜登所言的中國是「二十一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考驗」先聲奪人而定調。
拜登上台之後，全世界都在競猜他對中國的態度。如果回放拜登上個月在國務院所做的外交策略宣講，比照布林肯和蘇利文在阿拉斯加的發言，就不難看透美方有備而來的腹稿。在白宮被記者追問對會談的觀感時，拜登說「我為國務卿感到驕傲」（I’m very proud of the secretary of state）。但他這句簡單回答，印證了之前各種場合所傳出的美國對華戰略思路。可以預見，拜登主政下的中美關係，不比特朗普時期平坦。
中美之間明裡暗裡的硬碰硬，將會成為新常態。1980年改革開放之初，中國GDP只有美國的7%。但時至今日，根據包括IMF在內的多個專業機構和智庫的評估，中國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經濟體，只是時間問題。美國的綜合實力現在還是一枝獨秀，仍是當今世上唯一超強。但美國朝野已意識到，中美力量對比，無論是硬實力還軟實力，都朝著對中國有利的方向發展。
本月初在全國政協的一次聯組會議上，習近平主席「中國已經可以平視這個世界了」的表述，被媒體廣泛引述。「平視世界」的背後，是中國經歷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實力和底氣的支撐。
拜登在今年一月走馬上任的時候，提出要以「戰略耐性」（Strategic patience）處理對華關係。「耐心」一詞看似簡單，實則耐人尋味。明面上看，是在強調拜美國新一屆政府需要時間全面審視對華政策，背後更反映出其應對中國崛起的力不從心和舉步維艱。
過去這些年來，香港的反對派多次邀美國出手制裁香港，以圖逼迫北京就範。美國已很「配合」，先後通過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香港自治法》，更於去年七月宣布中止執行《香港政策法》。但效果如何，各方自有判斷。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美國在「工具箱」裡能翻出來的法寶不會太多了，反對派勾結外國勢力的傳統做法可以休矣。
美國政治學者Samuel Huntington有一個觀點，一個民主制度若達不到良好效果，便沒有內在價值。其實西方有眾多智者已在反思，究竟是民主政治（Democracy）抑或賢人政治（Epistocracy）才能給國民帶來更大的幸福感和社會進步。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與中國的競爭，不完全是大國之間的利益衝突，也是向國際社會展示良治善政的發展模式競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