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雲竹：中美在軍事安全領域可能的合作清單
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中美之間的利益衝突最明顯地表現在雙邊軍事關係、或者更宏觀的安全關係中。如果要為未來中美之間的合作拿出一個清單，從軍事和安全領域可以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首先，在中美關係日益惡化的大背景下，雙方最重要的共同利益是避免因操作層面的誤判和事故導致軍事衝突，並進而升級為更大規模和更強烈度的軍事行動。特別是在戰略互信不足的情況下，防止危機的發生就更為重要。為此，不斷完善兩國軍隊之間現有的危機管理機制，包括細化海空相遇時的行為準則，規範危機溝通機制的使用，明確一旦發生危機時的處理原則和程序等，都是兩國軍隊合作的最緊迫內容。
其次，中美作為大國承擔著維護世界和平與地區穩定的責任，雙方有必要就建立「戰略穩定」關係進行討論、談判甚至達成協議。首先需要為中美戰略穩定探索一個理論框架，雙方可以在什麼樣的力量基礎上「保持穩定」。「戰略穩定」的架構既可借鑒，又應不同於美蘇冷戰時期的戰略穩定關係。當時美蘇的「戰略穩定」是建立在雙方的核武庫都要保持「互相確保摧毀」的能力上，並主要涉及「危機穩定」和「軍備競賽穩定」兩個方面的內容。中美之間的戰略穩定顯然可以有更廣泛的內容。
考慮到中美軍事關係的特殊性，應該建立更大範圍的戰略穩定架構，其中不僅包括核武庫的規模與結構，戰略防禦能力與戰略進攻能力的互動影響等，還應該就維護核武器設施和核指揮控制通信系統的網絡安全達成共識，就保證偵察與監測系統的太空設施安全達成共識。當前，中美學術和政策界就兩國未來應該如何和平共處有很多研究，包括什麼樣的軍事力量對比能夠滿足各自的安全需求、什麼樣的軍事態勢雙方可以接受等。中美之間的戰略穩定，不需要也不應該建立在「相互確保摧毀」的軍事能力上。對目前中國和美國都有人提出的「互相拒止」、「相互脆弱」等概念，可以進行更深入的理論和政策適用性研究，更好地認識戰略穩定應該基於什麼樣的力量對比。
第三，在全球軍備控制領域，中美亦有共同利益。拜登總統將軍備控制作為政策優先，他在接手白宮後，立即宣布延長與俄羅斯的New Start 條約。中國反對美國上屆政府以盛氣凌人的態度強迫中國加入美俄核裁軍談判，這種要求根本就是不合理和不可行的。但是，中國對在多邊和雙邊框架內討論軍備控制問題一直持積極和開放的態度。比如，可以在五核國框架內就降低國家安全對核武器的依賴、共同推動達成限制使用核武器的政治共識等進行合作。此外，中美還可以推動五核國發表聯合聲明，表明有核武器國家對核戰爭與核武器的基本態度，如重申里根與戈爾巴喬夫幾十年前的聲明，承認「核戰爭無法取勝，亦不應發生」。考慮到拜登總統在競選時曾承諾推動美國採取「唯一用途」的核政策（即核武器的唯一用途是懾止和反擊核攻擊），中美也可以共同呼籲五核國就「不對無核武器國家使用核武器，以及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達成一致。
同時，中美有可能也有必要在全球防擴散領域繼續進行合作,如和平解決朝鮮半島核問題和維護伊朗核協議繼續有效等。過去，中美在解決朝鮮半島無核化和達成伊朗核協議的過程中，都曾進行過有效的合作。雖然在中美戰略競爭日趨激烈的大背景下，合作的意願有可能會受到影響，但防止核武器的擴散，不僅符合雙方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地區與全球和平穩定的需要，繼續進行這方面的合作有充分的必要性。
最後，雙方也有必要合作建立新興技術（如空間、網絡、人工智能等）的共同標準和使用規則，尤其是就是否和如何在軍事領域使用新興技術進行合作。如果在此過程中排斥對方的參與，將會造成非常嚴重的後果。
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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