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雲：中美競爭究竟在爭什麼
美國主要以競爭性來定義中美關係的傾向由來已久。奧巴馬總統曾經說過，如果美國不制定規則，那麼中國就會制定。特朗普總統時期發表的《國家安全戰略》，則將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對手。拜登總統在執政後首次記者會上表示，不會讓中國戰勝美國。相對照的是，中國一直以來則主張中美關係的主要方面是合作共贏。但面對美國競爭性為主的話語體系，以及中美關係惡化的現實，中國也逐漸接受了中美關係競爭性增加的認知。例如，外交部發言人針對拜登總統的表態指出，大千世界，差異和競爭無處不在，作為世界前兩大經濟體，中美利益交融中出現競爭並不奇怪。雖然世人大多接受或者默認了中美競爭的認知，但對中美兩國究竟在爭什麼，似乎並沒有搞清楚。
與人際關係類似，任何國家關係都存在着競爭性。競爭意味着雙方在一些稀有資源分配上的鬥爭，因為稀有，才會競爭。然而，是否稀有並非完全是客觀存在，在不少時候是主觀建構的。筆者認為，國際關係特別是大國關係上的競爭，可以分為可視性、非可視性以及介於兩者的中間地帶等三種稀有資源的競爭。
可視性稀有資源競爭包括領土糾紛、自然資源爭奪等，從這個標準來看，中美不存在明顯的對抗性競爭關係。非可視性稀有資源的競爭則具有很強的主觀性，例如意識形態、國際政治影響力等，美國目前對中美關係競爭的話語體系主要集中於此。上述兩類競爭都帶有零和性質，然而比起領土資源，後者高度抽象，無法準確衡量。這種高度的主觀建構更容易導致衝突，也更難解決。第三種則是處於上述兩類之間的稀有資源競爭，就中美關係來說，最為明顯的就是以貿易投資協定為代表的經濟領域和以5G、人工智能等為代表的技術領域的競爭。這個層面的競爭本身不自動帶有零和性質，但很容易被帶入上述兩個層面的話語體系，從而具有零和性。特朗普總統時期，美國將中國的經濟發展看成類似於領土擴張，將中國的高科技進步看成類似於稀有自然資源壟斷，因此採取了極限打壓辦法。拜登新政府儘管還在進行政策評估，然而它重視價值觀的傾向，很可能使其從意識形態競爭的角度來看待中國的經貿和技術發展。我們看到，美國似乎更多地用民主對專制、自由對脅迫等兩選一模式的競爭性甚至對抗性話語，將這些中間地帶的東西引入到了非可視性稀有資源競爭領域。
筆者認為，中美在經濟和技術領域等中間地帶的競爭，需要有意識地避免滑入上述兩種零和性質的競爭話語體系。與冷戰不同，無論TPP、RCEP還是投資協定，都主要是由經濟邏輯主導，而不應該過度地從意識形態角度解讀。同樣，在冷戰時代，高技術領域主要是核技術競爭，是以雙方完全脫鉤、高度軍事化、秘密發展的方式進行。而與冷戰時代核技術不同的是，今天無論是5G還是人工智能，大家都需要使用，技術交流不可或缺。在今天高科技發展的背後，主要還是科學和市場邏輯在起作用。中美在經濟和技術領域的競爭應定義為一種「同行競爭關係」。如果從霸權角度看待這些競爭，就會滑入可視性稀有資源的對抗性競爭，因為霸權只能有一個。如果從意識形態絕對優劣的角度去看待同行競爭關係，那就會滑向非可視性稀有資源零和博弈的深淵，因為正義與邪惡是二元對立的。其實，在這個層面上，競爭雙方有不同訴求，但並不一定是零和遊戲，關鍵要看雙方如何認識這種競爭。
中美關係要走向穩定和成熟，需要從認知上搞清楚雙方究竟在爭什麼。中美沒有領土爭端，雙方也沒有美蘇時代的意識形態極端對立，因此，避免單純用地緣政治或意識形態零和競爭來定義中間地帶的經濟和技術領域競爭，就顯得尤為重要。在建構中美關係話語體系良性互動中，這也應該是特別需要努力的方面。
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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