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瀾昌：香港「去殖民化」重在公務員，下任特首要有改革魄力
香港最新的薪酬趨勢調查報告顯示，薪酬總趨勢是輕微下調，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考慮多種因素，最終做出凍薪的決定。如果嚴格按照原則辦事，公務員總體薪酬應該是向下微調的。當局說考慮多種因素，其實最主要的就是所謂的「公務員士氣」。君不見，從來沒有一個所謂的公務員團體出來，表示「要與市民共度時艱」，倒是那個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總幹事梁籌庭跳出來為「自己友」揮利益。市民的反應，「早就預咗啦」，不要「旨意」佢哋，不要求加薪已經偷笑。政府「錫住」公務員，香港無前途。
事實上，政府機構在抗疫中的表現真的「麻麻」，動不動就「居家工作」，不顧及市民的正常服務需求。筆者去續車牌，往常最多排一個小時就辦好，可是運輸署以實行「居家工作」為藉口，一擺手就被拒之門外要回家提前預約。可以算算，疫情期間，他們少返多少工，還好意思要照顧「公務員士氣」？為什麼不先想想如何服務好市民？
最可笑的是，據調查，全港只有不到二成教職員接種新冠疫苗，醫管局8萬多醫務人員才2萬多打了針。為什麼不按全世界通行的做法「護己為人」呢？可以說，這個數字也代表全港公務員接種不高的比例。嚴格說，第一，他們沒有履行公務員的職責，沒有起碼的責任心；第二，他們也沒有社會公德心，作為公務員應該比一般百姓有更高的道德水準，但事實是平均水準之下；第三，他們屬於「無文化」，全世界都知道打疫苗是好事，他們竟信不實資訊而「不敢」打，多麼荒唐。
由此，不由想起近日聽到將新加坡與香港「去殖民化」的比較。近幾年，也有香港媒體將香港與曾是英國殖民地的新加坡做對比。新加坡於1965年建國時，李光耀把英國人留下來的公務員重新梳理一番，對他們的身份進行嚴格審查，並進行培訓，最後要求所有公務員宣誓效忠新加坡。有評論文章指，李光耀採用的是「自主創新」模式，有機整合了東西方制度的精粹。
討論中，還透露出一個資訊，當下的新加坡領導人告誡香港人，「公務員治港」絕對是失敗的，不能再讓公務員擔任香港最高長官。這並不是說，他們不愛國愛港，也不是說他們沒有保留英國制度上好的因素，但是他們的長期訓練培養出一種「歷史包袱太沉重」的思想，他們既難以跳脫舊有的習慣思維，也難以改革同僚的陳規陋習。這是「歷史的不幸與悲劇」。
筆者記得回歸之初，內地組織官員到香港輪訓，為了更好與國際接軌。那時，香港公務員有三頂桂冠：第一，是有國際視野，懂得國際規矩；第二是廉潔，從上世紀「廉政風暴」後訂立很多很細的有效制度；第三，高效、執行力強。
但是，很快「效率」丟了。2002年年底，朱鎔基總理訪港，在沒有讓一旁的中央記者迴避下，對曾蔭權說：「你們做事也不過如此。」之後，他更公開批評「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當時，有說這是指董建華先生，但那時董生指揮得動嗎？就是到了今天，香港的「AO黨」還在橫行。大半年前，民政局長會見有關社團和學者，很支持他們提出搞一條「香港抗戰文物徑」，但是說完也就完了。許多經過政府「熱廚房」的高官都知道，「人家是聽常秘的」 。
應該說，香港政府的清廉總體上還是保持得很好，這有賴於制度定得細，小至請客送禮都有金額限定，而且關鍵是有罰則。但是，這也被曾蔭權和許仕仁「破窗」了。也許，這個事「兩睇」，說明廟堂之上還是有蒼蠅，但是官至特首政務司長也會被繩之於法。
然而，香港公務員最為人詬病的是「打工文化」。曾蔭權以「打好這份工」作為特首的競選口號，可說是這種文化的集中體現。他一方面自詡為政治家，一方面又將做特首隻看作「一份工」。政治家和打工仔，怎可能在同一層次？問題是，不但曾蔭權的身邊人至今不認為這個口號是錯的，反而認為是「入腦」的，是公務員和一般百姓認同的，可見，「打工文化」 在公務員隊伍中也是「刻骨銘心」的。
其實，香港公務員的「打工文化」是殖民地文化在管治架構中的體現。香港人能夠進入港英的施政架構，不就是打工嗎？首先就是執行好，執行好了可以升職加人工，僅此而已，難道還能思考到如何延續英國人對殖民香港的大事嗎？
在「打工文化」之下，也派生出香港公務員的「卸膊文化」（能推就推，能卸就卸），尤其在政治風雲突變之際，明哲保身是護身符。所以，也反襯出香港警隊在「黑暴」期間勇敢執法的不易。
「打工文化」加「卸膊文化」，如何有效率？做一個「明日大嶼」真的要20年嗎？人生有幾個20年。未來5年，是決定香港生死的5年。香港政治大局已定，下一步就是經濟民生做嘢啦，不去掉施政隊伍中的殖民文化，不破除「打工卸膊」心態能行嗎？下一屆特首，要選一個不但不會「錫住」公務員，還要敢於改革的人，這樣香港才有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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