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深度：閻學通談疫下中國與世界
閻學通辦公室所在處——清華大學明齋（中評社 趙思雯攝）
世界和平論壇秘書長、清華⼤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俄羅斯科學院外籍院士閻學通（中評社 趙思雯攝）
閻學通出席第九屆世界和平論壇媒體吹風會（大會秘書處供圖）
6月24日，世界和平論壇秘書長、清華⼤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俄羅斯科學院外籍院士閻學通接受中評社專訪，就第九屆世界和平論壇、一年來國際秩序的變與不變、中美關係的定性和各領域的競爭趨勢、中美俄三角關係、中歐關係，以及加強我國國際傳播能力等問題發表看法。
閻學通在談及論壇主題時表示，疫情仍是塑造今年國際秩序的重要因素。由於疫情嚴重影響人與人見面的真實外交，國家間相互理解更加偏離客觀實際，誤解和猜疑更加嚴重，本能達成的國際合作也無法實現。此外，人們對世界的了解主要依賴網絡上的信息，由於網絡信息中有大量的謠言和人身攻擊，加劇了不同國家大眾之間的對立情緒，影響到決策者，加劇了國家間的對立。
針對中美關係和中美在技術領域的競爭，閻學通認為，由於中美對雙邊關係的定義不同，這意味着中美雙方沒有進行合作的基本共識，中美競爭給大家的感覺是無底線。因此，雙方衝突將更加激烈，面對衝突加劇，雙方將採取減少交往的政策和報復措施，形成惡性循環。在科技領域，美國單邊的「小院高牆」策略和多邊的俱樂部策略已經增加了中國在科技領域進行國際合作的困難。如果我國能加大引進來的開放政策，減少對外國人員、企業、技術、資金進入中國的限制，允許他們到中國進行國際合作，美國的政策就可能被破解。
閻學通在談到拜登政府的印太戰略時指出，拜登的印太戰略是軍事和產業鏈並重，因此提高了印度和日本對美國的戰略信任，給中國造成的地區困難遠大於特朗普的印太戰略。這意味着，我國不僅面臨印太地區的安全態勢向不利於我國的方向發展，而且還會出現地區產業鏈與我脫鈎的趨勢。
此外，閻學通就中歐關係表示，中歐的共同利益在減少，對抗性利益在增加。我們在調整對歐政策時，可以一方面加大對歐開放，另一方面將人權衝突限於政府之間而不擴大到社會層面。
最後，閻學通在談到本屆論壇的籌備時指出，今年出現了一些外國學者對於參加世界和平論壇這一國際學術討論存有疑慮的現象，從這樣的國際社會現實中可以體會到最前沿的國際關係的真實狀況，值得我們就如何改變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認識進行深思。在這一背景下，組織世界和平論壇是一項積極正面的工作。論壇提供了一個寬鬆、包容的國際安全問題交流平台，有助於國際社會了解中國。
第九屆世界和平論壇以「後疫情時代的國際安全合作：維護和踐行多邊主義」為主題，於7月2－4日在北京舉行。論壇創辦於2012年，作為非官方年度國際安全論壇，長期堅持開放、包容、自由、平等的原則，為各國與會嘉賓表達各自的觀點、思想、方案提供平台。
以下為專訪內容：
中評社：今年的世界和平論壇主題是「後疫情時代的國際安全合作：維護和踐行多邊主義」，請問您對這⼀主題設置有哪些思考？今年論壇有哪些值得期待的議題或嘉賓？
閻學通：今年國際秩序問題的爭論向搞什麼樣的多邊主義聚焦。拜登搞排他性多邊主義，中國反對拜登的排他性多邊主義。在中美競爭中，其他國家採取了對衝戰略，這種對衝戰略表現為加入中美各自領頭的多邊合作機制。因此，所有國家都面臨了如何實踐多邊主義的問題。例如，G7的多邊主義與金磚組織的多邊主義是否相同，北約和上合組織的多邊主義是否相同，G20和APEC的多邊主義是否相同。而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多邊機制之間的差別是什麼？當人們分不清各種多邊主義的性質差別時，也不可能使多邊主義比單邊主義有更大積極性。希望通過嘉賓們討論能使人們真正理解什麼是多邊主義。
今年論壇的四場大會的主題分別是，國際秩序變化趨勢、重振多邊主義、創新區域合作、重塑大國關係。此外，我們還組織了20多場小組討論，分為線下、線上和線上線下結合三種。今年駐華使館大使接受邀請表示願意參加會議的已經有50多國，比過去多了很多。
中評社：去年疫情的突然暴發加劇了國際政治的變化，隨着疫情繼續在全球傳播，這⼀年來，世界局勢有哪些變化值得關注？
閻學通：疫情仍是塑造今年國際秩序的重要因素。疫情繼續阻斷人員往來和正常的國際合作，因此逆全球化仍是當前的最主要國際形勢特徵。由於疫情嚴重影響人與人見面的真實外交，過多依賴網絡會議和交流，因此外交人員的溝通減少，國家間相互理解更加偏離客觀實際，誤解和猜疑更加嚴重，本能達成的國際合作也無法實現。各國大眾之間交流的減少，還有利於網絡極端民族主義的發展。人們對世界的了解主要依賴網絡上的信息，而網絡信息是不署名的，有大量的謠言和人身攻擊，加劇了不同國家大眾之間的對立情緒，決策者們為了提高自己國內支持度，取悅網絡上的不健康輿論，從而加劇國家間的對立。
當下國際秩序基本特點可以概括為三個：一是不遵守國際規則的現象更加普遍。政府們違反對國際社會做出的承諾，隨意廢棄以往達成的國際協議。以疫情為由隨意制定控制邊界的新規定正在向其他領域擴散。二是雙重標準的衝突更加突顯。大國們採取一面批評他國的某種行為但同時自己採取相同的行為。這在網絡監控和經濟制裁的問題上特別突出。三是產業鏈重置的逆全球化趨勢日益強大。產業鏈國內化和產業鏈俱樂部化是兩種不同的逆全球化策略，這兩者正在主導世界產業鏈的發展趨勢。
中評社：過去⼀年來，伴隨拜登上台，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中美關係也發⽣了變化。對於中美關係的性質，拜登⽤「激烈的競爭」來描述，⽩宮亞洲事務主管坎貝爾稱「競爭成為主導模式」，對此，中⽅認為⽤競爭來定義是錯誤的。為何中美對兩國關係的定性不同？這種差異對兩國接下來的互動有什麼影響？對於拜登政府強調「競爭但不衝突」，中⽅應該如何應對？
閻學通：中美對雙邊關係定義不同，主要原因是雙方的戰略目標不同。美國在繼承了特朗普對中美關係的定義為競爭後，現在這個定義成為了美國國內兩黨的共識。美國想通過誇大中美競爭的威脅性來爭取盟友的支持，從而抑制中國實力的增長速度。而中國則希望通過否定中美競爭的性質，改善與美國盟友的關係，甚至和美國的關係，為提高實力增長速度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
由於中美對雙邊關係的定義不同，這意味着中美雙方沒有進行合作的基本共識，連討論如何管理雙邊競爭的認識基礎都沒有，這是一個最大的問題。現在中美之間沒有共識，所以中美競爭給大家的感覺就是無底線。因此，雙方衝突將更加激烈，而且面對衝突加劇，雙方採取減少交往而不是擴大溝通的策略。今年下半年，中美之間的大眾往來將更少，難有恢復的機會。
面對拜登的「競爭但不衝突」的策略，中國政府採取一面否定雙邊關係是競爭，一面實施對等報復的措施。這種策略顯然沒有產生緩解或穩定中美對抗關係的作用，但是，目前，還不看出中國政府有調整這一政策的跡象。
中評社：美國正在研究應對來⾃中國的技術挑戰，可能會採取包括「⼩院⾼牆」、在關鍵領域脫鈎和聯⼿盟友等策略。您如何評價這些策略的有效性？這會對國際政治帶來哪些影響？您又如何看待美國盟友和夥伴⽬前對中美科技戰的態度？
閻學通：美國單邊的「小院高牆」策略和多邊的俱樂部策略已經增加了中國在科技領域進行國際合作的困難，與此同時降低了特朗普時期「大水漫灌」和單邊主義策略的成本。這種政策增加了第三方在中美之間進行選邊的壓力，從而加劇了中美兩極的分化，加快了兩極格局的定型速度。美國的俱樂部式國際科技合作策略得到了其盟友的支持，其盟友們正在加強限制與中國的科技合作。
美國盟友們在多大程度上限制與中國進行科技合作，不僅取決於美國的壓力，還取決於我國的開放程度。如果我國能加大引進來的開放政策，減少對外國人員、企業、技術、資金進入中國的限制，允許他們到中國進行國際合作，美國的政策就可能被破解。
目前我們對外國人財物進入中國的限制越來越嚴格，這也阻礙了我國進行國際科技合作。例如，與外國機構共同在中國主辦國際會議的現象已經寥寥無幾了，外國的報刊雜誌也很少能進入中國了，外國人到中國來工作的也越來越少了。中國主要是得把開放政策執行起來，允許外國人進入中國，成為我們解決國際合作問題的第一步。
中評社：美國財長耶倫6⽉16⽇表⽰，預計美國將在某些領域與中國「脫鈎」，但對雙⽅可能在技術領域完全斷絕關係表⽰擔⼼。為什麼耶倫會產⽣這⼀⽅⾯的擔憂？中美科技完全脫鈎的可能性有多⼤？
閻學通：拜登的決策團隊是一個非常專業化的團隊，成員們善於做政策可行性評估，即評估如何採取美國付出的成本或損失最低而收益最大的策略。所以拜登的對華政策就明確提出叫「耐心」的對華政策，重點就在於所有的政策要先內部討論完，再跟盟友協商，協商一致後再出台，所以這樣看，政策出台慢但失誤少。
採取科技全面脫鈎成本高且效率低，「小院高牆」就是指選擇性的脫鈎，而不是全面脫鈎。美國選擇性脫鈎的政策對中美技術合作關係的影響只有50%，另外50%取決於中國是否決定與美國全面技術脫鈎。如果中國決定全面脫鈎，中美科技全面脫鈎也能發生。中國採取內循環策略，其中很重要的內容是科技自主，如果實現了所有科技全部自主，這與美國的科技關係也就所剩無幾了。也就是說，中美只要有一方實行科技全面脫鈎的政策，全面脫鈎就能發生。
中評社：您如何看待當前中美之間軍事博弈的趨勢，在中美戰略競爭中將扮演什麼樣的⾓⾊？
閻學通：軍事實力自古以來就是大國戰略競爭最基本的力量，至今仍未發生改變。俄羅斯在綜合實力與美國巨大差距下仍能保持在全球安全問題上有一定的發言權，靠的就是其軍事實力。同樣，比較中美兩國綜合國力的構成要素，中美軍事實力差距太大，因此中國難以獲得與美國平等的地位。軍事實力對一國國際地位的影響力遠大於經濟實力。
中評社：拜登政府的印太戰略會對中國帶來哪些挑戰？中國應該怎樣處理和印度、日本、澳大利亞的關係？
閻學通：拜登的印太戰略給中國造成的地區困難遠大於特朗普的印太戰略。特朗普的印太戰略重心在經濟上而不在軍事上，因此印度和日本對美國缺乏信任。而拜登的印太戰略是軍事和產業鏈並重，因此提高了印度和日本對美國的戰略信任。而且特朗普時期，印太戰略還沒有達到首腦級，現在已經達到首腦級峰會，所以因該說現在的印太戰略比特朗普時期產生的作用更大。
這種信任推動着兩國向美國靠攏，因此造成我周邊大國，俄、印、日三國中的兩國選邊美國。這意味，我國不僅面臨印太地區的安全態勢向不利於我國的方向發展，而且還會出現地區產業鏈與我脫鈎的趨勢。
我們現在第一需要明確中國的競爭對手是美國，而不是其他國家。中國要對美國之外的國家都採取團結爭取的政策。如果把美國的盟友都作為美國的「馬仔」進行打擊，結果就會出現中國在國際社會總是面臨「一對多」的局面，這對中國是不利的。所以美國之外的國家我們都應該採取盡量爭取合作的政策。
中評社：從中歐全⾯投資協定談判達成到拜登著⼿修復盟友關係，中歐關係在這⼀過程中似乎也不斷出現波動。對於接下來中歐關係的發展您有哪些判斷和建議？
閻學通：當前中歐洲關係疏遠的直接原因是拜登以多邊主義取代了特朗普的單邊主義，但深層原因是中歐之間的共同利益在減少，而對抗性利益在增加。中歐共同的國際產業鏈利益在減少，中歐在人權上的對抗性利益在增加。目前看這個趨勢還在發展。
如果我國想扭轉這種趨勢，改變美國的政策不在我們能力之內，因此只能調整我們的對歐政策。一是加大對歐開放，主要是允許歐洲人、企業、組織來中國進行合作，二是將人權衝突限於政府之間而不擴大到社會層面，減少與歐洲大眾在人權問題上的衝突。
中評社：包括印太戰略和不久前G7峰會公報的涉台內容等，我們都能見到⽇本的⾝影。⽇本會如何在接下來的中美戰略競爭中發揮影響？我們應該如何處理中⽇關係？
閻學通：日本看到拜登恢復了注重盟友的多邊主義策略，因此對美國的戰略信任上升了。這意味着日本在中美戰略競爭中選邊美國，因此增強了美國的戰略競爭力。
我們已經無法爭取日本在中美之間採取中立的立場，因此目標只能是促使日本選擇性地而不是全方位地選邊美國。也就是說，凡是能和日本合作的領域盡量進行合作，如貿易、氣候、文化、學術等領域。對日政策最好採取不同類型事務不掛鈎的政策，因為只有不掛鈎還能留出一些領域讓日本不選邊美國。如果所有事情都掛鈎，則可能使日本在所有問題上都選邊美國。
中評社：近期，美俄元⾸舉⾏會晤，美⽅稱尋求恢復美俄關係的「可預測性和穩定性」。您對此怎麼看？這是否會影響中美俄的三⾓關係？
閻學通：美俄首腦會晤發表了《美俄總統戰略性穩定聯合聲明》，這個聲明本身就是雙邊關係趨向穩定的標誌。戰略穩定是指雙邊關係保持在一定相對固定的水平上，並不意味雙邊關係明顯改善，當然也不是嚴重惡化。目前美俄是對抗為主的戰略關係，這種關係的穩定性即意味着長期對抗，但雙方保障這種對抗不升級為核戰爭。而為了不升級為核戰爭，雙方實際上就要防止直接戰爭。直接戰爭不發生，戰略穩定的目標就實現了。
這對中美俄的關係影響是必然的。美俄戰略對抗關係穩定在一個水平上，意味着中美關係向任何方向發展，美俄戰略關係都不發生性質改變。與此同時，中美關係如何惡化，俄羅斯都不加大與美國的對抗力度，這意味俄對中國的戰略支持只能維持在目前水平，難以大幅度提升。由於美俄戰略關係有了一定的穩定性，美國減少了擔心俄羅斯給中國更多戰略支持，因此與中國對抗的顧慮會少一些。
從三者的戰略關係上看，美俄戰略關係穩定意味兩國之間的戰略距離不變，如果中俄戰略關係也保持不變，則今後三邊關係的主要變化是中美戰略關係變化。目前，中美戰略關係改善的可能性小，而惡化的可能性大。這意味今後的中美俄三邊戰略關係是俄羅斯與中美的雙邊關係穩定不變，而中美之間的戰略關係日益疏遠，俄羅斯將在三者中間處於最為有利的地位。
中評社：您在之前的回答中提到，希望人們通過討論理解什麼是多邊主義，請問您如何理解「真正的多邊主義」？之前中美就多邊主義的定義在國際場合上展開了一定的辯論，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如何爭取更多的國家站在我們一邊？
閻學通：「真正的多邊主義」是中國政府提出來的。中國政府以前沒有提「真正的多邊主義」，是因為當時美國的多邊主義的活動沒有明確排斥中國；而在現在俱樂部式的多邊合作針對中國，中國才提出「真正的多邊主義」。
我個人理解多邊主義分兩類：排他性和非排他性的。所以如果要用嚴格的學術定義，只有全球性的合作才稱得上是「真正的多邊主義」。如歐盟、東盟、非盟、阿盟都不是全球性的和開放的，所以嚴格來說都算排他性多邊主義。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恐怕「真正的多邊主義」這個概念，會由於無法界定什麼不是真正的多邊主義，在國際社會上難以流行起來。
做宣傳的人天然地相信把宣傳做好了就會獲得支持。作為國際關係研究者，我認為獲得支持不是因為宣傳，而主要是因為政策，主要有三個辦法。第一，政策能否給別國帶來好處。第二，政策行為是否被別國認為值得效仿，有樣板作用。第三，在國際事務上，一國能否去懲罰那些違反國際規則的行為，如果不能懲罰，就不能獲得別人的支持。
中評社：現在國內對於如何解決「挨罵」的問題有很多公共討論，請問您對這個問題怎麼看？對於加強我國的國際傳播能力，您有什麼建議？
閻學通：大國都會挨罵，美國在國際上挨罵的情況也很嚴重。挨罵有兩種原因，一種是別人嫉妒，另一種是自己傷害了別人。我們需要區別這兩種不同原因導致的挨罵。前者是無法改變的，因此嫉妒是人的本性；但後者是可以減少的，即減少崛起國對別國利益的影響。如果將挨罵理解為都是因為別國嫉妒，就永遠不可能解決。如果意識到我國的崛起是會傷害一些國家的，那麼就可以調整政策，減少傷害，從而減少挨罵。
國際傳播能力除了需要有資源，還需要宣傳能夠被別人接受。被別人接受很大程度在於宣傳者本身的信譽，就是別人認為媒體說的話是真實的。我們發現有一些國際媒體也造假，但是仍然有很強的國際信譽，原因就是假話說得相對少，實話說得相對多。
所以，中國媒體的國際宣傳信譽還達不到國際高水平，一個原因就是我們媒體的報道中忽視了提高信譽的問題。怎麼樣才能提高中國媒體的國際性？提高我國傳播力的有效方法之一是做一些自我批評。由於中國媒體對中國的事沒有任何批評，而世界上不存在沒缺點和沒問題的國家，中國媒體不批評中國自己的缺點這就影響信譽。如果中國媒體能對中國的缺點做點批評，媒體的傳播力會有很大提高。
中評社：您提到的這種方法是否只會解決「可信」？要如何塑造「可愛」和「可敬」的形象？
閻學通：一般來講，人們不僅尊重謙虛謹慎的人，還特別尊重能夠自我批評的人，因為能做到自我批評是很難的。人的動物性導致人們不願意承認錯誤，文明程度高的人才能做自我批評。當一個國家自我批評多的時候，他的國際就上升了，例如，德是承認二戰罪行而日本不承認，德國的戰略信譽就比日本高。自我批評多的時候，得到的尊重就增加了。
中評社：您還有哪些希望補充的麼？
閻學通：在籌備世界和平論壇期間，根據一些國家的學者是否接受論壇邀請，我們從這樣的國際社會現實中可以體會到最前沿的國際關係狀況。一般來說，世界和平論壇為學界、思想家、戰略家和退休政治人物之間提供了一個交流機會，參加者都會從中受益。但是我們感受到，有些人因為擔心在論壇發言會給他們自己帶來國內的壓力，拒絕我們的邀請。尤其是邀請一些和我國矛盾較多的國家的學者來論壇發言變得困難。其中最為明顯的是日本，其次是美國，第三是歐洲，第四是印度。這就說明，這些國家的對華的認知和社會上對中國的態度在發生變化。
總的來講，如果學者參加國際學術討論都存有疑慮的話，我們確實存在一個如何改變國際社會對中國認識的問題。這一點恐怕特別值得我們從事外交、國際關係具體工作的人思考，每個人的言行到底是讓別國的人喜歡中國，還是讓別國的人不喜歡中國？我認為，組織世界和平論壇這項工作是有正面影響的。論壇給大家提供了一個寬鬆、包容的國際平台來討論國際安全問題，有助於國際社會了解中國和增加中國的信譽。
文章原刊於《中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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