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彌昌：「愛國者治港」下的政治迷霧
表面上中央掌握治港的所有權力，但新的政治設計以至最新政治發展卻隱見一種權力分散的趨勢，社會亦漸漸呈現外強中乾之象，中央顯然在治港方略上須多加微調。
中央透過「完善選舉制度」令香港的政治安全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在修正的過程中，又增添了許多新物事來，平白增加了不少複雜性，令參與者與觀察者都如墮五里霧中，無論是短期的政治走向，抑或今後的政治模式均難以估算，為特區政治增加了相當的風險與不確定性。
新一屆立法會的議席雖增至90席，但自從民主派退出議會後，現任的建制派議員僅餘40多名。在「愛國者治港」下，建制派須急速並大幅擴張至90席中的絕大部分在所難免，令本屆候選人的質素參差不齊，部分人的表現甚至令人瞠目，當中的「重災區」自然落在90席中佔40席，又相對不受政黨或業界背景限制的選委界別。
參選人乏政治經驗 政黨角色日趨模糊
今屆立法會選舉的選委界別多有工商界、專業界出選，同時亦有不少智庫研究人員及學者參與。中央希望放這些比較緊貼社會發展以及較熟悉政策的人士進立法會，是可以理解的，不過他們半途出家轉跑道（且不說一些人是報名前一天才獲知要披掛上陣），對香港的政治生態毫不了解，在面對傳媒時和出席界別與組織的簡介會中已笑話連篇，恐怕他們在真正與政策對接之前，未必熬得過政治的洗禮。當然，北京的如意算盤是營造一個去政治化的環境讓他們發揮，但香港人真的會這麼容易放過他們嗎？
事實上，由這些無政黨或組織背景，又毫無政治經驗的人士出選，以至建立選委界別本身，正正反映出政黨在今後香港政治中的角色的模糊與尷尬：一方面，這些無政治經驗人士如有經過政黨篩選與培訓，應不至於表現得如此不濟，對候選人與選舉的認受性均造成打擊。
另一方面，北京讓具政黨背景的候選人分散在立法會3個界別裏，又沒有說明今後政黨的角色與功能，隨着議席增加，等於變相削弱政黨的影響力，但這樣一來，北京日後又打算如何凝聚精英，為有志從政者提供職業階梯，保持其忠誠度呢？
很大程度上，這次北京匆匆叫非建制派入閘參選以提高投票率，其實已間接承認多黨派選舉有助動員群眾。此外， 北京需要多次下令中聯辦和港府積極落區蒐集民意，實際上是忽視了蒐集有關社會的可靠信息，最成功的工具依然是政黨這一點──將本來政黨的功能分散到不同的新機構和組織，正是令新政制的複雜性和不確定性大幅增加的主因。
在「完善選舉制度」下，民主派長期缺席，建制派當然想好了如何因應這新常態：他們早就了解中央不能罵，但政府（林鄭）是可以罵的，因此老早定下了緊隨中央路線，只罵林鄭的大方針。不過問題就來了──所有人只懂提出問題，卻沒有人幫忙解決，所以到頭來大家都是「真罵假反對」，把問題拋回給政府。
中央可能早就看清這一點， 才將學術和研究人士放進議會，可是素來政府對學術界的聲音都不太重視，加上學術研究本來就不易落實，不難預期這些學術研究聲音在議會內早晚會被「和諧掉」，往後將一切如常。
選委會擁有多重權力
另一方面，「完善選舉制度」將立法會的不少功能，特別是反映民情方面，轉移到選委會。而選委被賦予提名特首以外的參選立法會提名權和有權選出40位立法會議員，亦令一眾選委權力過大，導致「真正」的選舉在爭取提名時已發生。更令人關注的是尚未出台的選委會召集人制度，總召集人可在選委會每個界別各指定若干名召集人， 必要時可召集選委會會議，就不同議題討論、凝聚共識，甚至集合力量向政府提出訴求，推動政策。
一直以來，談到特區管治，最重要的一環始終是行政立法關係，當中政府與立法會分別代表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 現在則多了個選委會，有權向政府提出訴求、推動政策，卻不屬於行政或立法機關，並且掌握40位立法會議員， 且不說其總召集人很可能會是梁振英。
一旦處理不當，很可能將演變成一個政出多門的局面──政府需同時面對中央、選委會、立法會的要求及訴求，令它無所適從，事事需要中央協調。以前有人說過香港只是個彈丸之地，但其政治設計卻異常複雜，「完善選舉制度」後的設計卻比以前更為複雜，令前景未見樂觀。
政府內部矛盾 政治轉入體制
由此可見，香港強化行政主導之路並不平坦，當中一個最大的隱憂是政府現已一分為二──公務員的地位大幅滑落，相反紀律部隊出身的官員深受中央信任，掌控政府中樞，如日方中，使得公務員做事也沒底氣。
大家也清楚， 不論是政府分為兩個派系，抑或公務員地位急劇下降，都將對施政構成重大影響，絕非香港之福，但紀律部隊人士掌控政府是暫時抑或永久，卻全在中央一念之間──未來香港的政局走向，還須看政府內公務員和紀律部隊兩者之間的勢力消長。
籠統一點來說，現在香港政治正經歷一個從社會轉入體制內的過程，表面上中央掌握治港的所有權力，但新的政治設計以至最新政治發展卻隱見一種權力分散的趨勢，社會亦漸漸呈現外強中乾之象，中央顯然在治港方略上須多加微調，在實驗過後迅速修正，而非一味加大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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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明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