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剛：兩個北京奧運之間的中美關係
美國派出200多名運動員參加了北京冬奧會，但以不派高級別官方代表的方式進行了拜登總統宣示的「外交抵制」。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幾次表態稱將對等反制，請人們「拭目以待」，並且警告美方不得蓄謀幹擾北京冬奧。
美方挑起的「抵制」和者甚寡，沒能削弱北京冬奧的精彩，但在近年累累受創的中美關係肌體上增添了新的傷疤。有鑒於成功舉辦冬奧對中國推進民族復興的戰略意義，這道瘡疤可能經久難愈，對中美相互認知和人文關係持續產生負面影響。
與北京冬奧背後的中美疏冷判若雲泥的，是2008年北京夏奧時的兩國親密。那一年，儘管也受到涉藏、人權、經貿、台灣等問題困擾，中美關係仍攀上「建設性合作」新高點。時任美國總統喬治布殊偕夫人衝破國會阻撓來京觀看奧運並出席開幕式，同來的還有前總統老布殊夫婦和基辛格博士。就在北京奧運開幕當天早晨，美國駐華使館新館正式開館。兩天後，時任中國最高領導人在瀛台與布殊家族歡宴。
「蜜月」往往是波瀾的先兆。小布殊離開北京後不久，由「兩房事件」、「雷曼危機」引發的美國金融震蕩加速演化成全球危機，儘管中國在隨後美國發起的國際合作中向美歐伸出援手，但美國維持金融泡沫，中美經濟關係開始發生結構性嬗變。奧巴馬執政後期起，兩國經貿摩擦政治化、安全化的趨勢愈演愈烈。
南海問題從2009年開始升溫，美方經長時間實地「勘察」確認，中國的築島行為、軍備發展和對鄰國的「脅迫」不僅日益打破西太戰略平衡，更直接挑戰「海上通行自由」，對美國的霸權根基構成「威脅」。於是，借口所謂「南海軍事化」，美國修改了中立政策，中美進入海上直接拉鋸對抗狀態。
再往後，奧巴馬政府推出了劍指中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特朗普時期重整為「印太戰略」，拜登政府則推出升級版「印太戰略」，總線條是加緊進行全球戰略調整，中心任務轉向遏制中國。美方對中國處理台灣問題目標和方式變化的感知在某種程度上賦予這種調整以戰備意涵。
兩屆北京奧運間隔14年，也是美國對華政策從接觸蛻轉為遏制的過程，是中美關係從建設性合作滑向戰略競爭的距離。
奧巴馬執政後半程勉強維持對華接觸政策，但緩解兩國矛盾的耐心逐漸耗盡。特朗普時期的對華政策正式放棄「接觸」目標，明確了「戰略競爭」基本定位，並對中國進行從經貿、軍事、政治、科技到意識形態的全方位打壓，後期更在新冠疫情和大選選情壓力下表現得異常瘋狂，致使中美關係「斷崖式下墜」。拜登政府上任後，繼承對華戰略競爭框架，調整為以科技為焦點、意識形態為抓手的精準圍堵，中美關係未能發生根本性改善，但彼此鬥爭節奏有所放緩。
為甚麼會發生這樣的蛻變？過去十幾年，美國國內矛盾尖銳化，社會撕裂加劇，整體右轉。中國也步入國家治理的新時代。不能不說，兩國各自國內生態變化在對外關係層面觸發的深刻調整構成了蛻變的主要驅動力。
與此同時，中國的國力發生了出乎美方意料的從量變到質變的躍升。2008年中國GDP僅相當於美國的1/3，2010年超越日本，目前是日本的四倍多，相當於美國的77%。而在全球經濟增長驅動、製造業領軍、貿易機會創造、吸引外資和對外投資等越來越多方面，中國都已取代美國成為全球頭號角色，科技創新、軍力發展、國際公共產品提供、話語塑造等潛能也在全面激發出來。美國成功崛起後，還沒有哪個國家像中國這樣在能力上與其如此系統性地接近。
面對中國的崛起勢頭和內外行為方式轉變，美國戰略界和國會立法者掀起一波又一波「重新審視中國」的討論，目前還在延續。這種討論否定了冷戰結束後歷屆美國政府積極對華政策的實施效果，驅動着對華政策調整，也改變了中美關係的氛圍。相當多的人意識到遏制中國為時已晚，但無法就美國該以何種策略與中國協調利益提出精準建議。相當多的人認為中國在朝不符合美國預期的方向發展，但不確信美國在放棄改造中國目標後又該以何種方式施加影響。
一個更大背景是，2008年時美國主導下的經濟全球化仍處於鼎盛期，中美共同擁抱、托舉着它。時隔14年，經濟全球化遭遇了挫折，呈現碎片化的趨勢，美國對其已是心猿意馬。戰略競爭背景下，中美「全產業鏈合作」正在解體，「脫鉤」這個若干年前人們根本想不到的詞彙在現實中上演。經濟全球化似乎不再是中美兩個世界大國的共同寄託，相反，美國正竭力壓制中國在全球供應鏈上的進取。
如果說2008年美國對北京夏奧的力挺代表了其自信和對接觸政策的堅持，甚至表現得像個「校長」意得志滿地出席「優等生」的「畢業禮」，那麼14年後美國對北京冬奧的抵觸則反映了這種自信的瓦解和對中國國家發展路徑的不再認同，這期間的變化歸根結底是審視中國崛起的心態之變和應對中國崛起的方向轉折。
僅用14年，中美關係的狀態就「由夏至冬」，好比兩個北京奧運背後的天氣條件轉變那樣。對兩國關係前景而言，這恐怕不會僅是放個「寒假」，而是有可能進入一個較長的「冰河期」。
現在中美關係已經步入全面戰略競爭的軌道，初步具備了科技競賽、有限脫鉤、軍事對峙、盟伴對抗、熱點博弈、敘事爭奪的特徵，靠懷舊和唏噓是阻止不了其墜入「新冷戰」深淵的。接下來的十幾年乃至更長，將是兩國重新摸索相處之道的時期，鬆散的溝通、尖銳的鬥爭、適度的協調貫穿始終，過程艱辛且痛苦，在真正搭建起新的戰略框架之前風險始終高抬。但放棄努力是可恥的，因為這一關係實在太過重要，關乎兩國和人類的前途。
中美雙方應領悟到女孩谷愛凌在北京冬奧上的優異表現發出的隱喻：兩國如能美美與共，可以綻放最精緻的花；但若強強相爭，也會結出最惡的果。
北京冬奧還創造了一個寓言：「中國要想在世界上辦成一件大事，並不必然以美國的支持為前提」。這個寓言是否可以大而化之，推導出「中國在世界上的成功崛起並不必然需要一個穩定順暢的中美關係」？恐怕還不能輕易下結論。不過，美國應以北京冬奧的成功為一面鏡子，意識到自己邏輯思維方式對當今世界變局的不適應性。世界變了，美國的好惡不再是衡量事物的尺度，美國的戰略願景和設計對世界的影響力也在削弱。美國若能以謙和之心接納、包容中國崛起帶來的能量，中美不是不可以找到合理可期的相處之道，並在彼此合作中為世界創造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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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