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璐：港人的「難民」心態與香港政治傳播生態的重建

 

港人臆想與虛構中的 「難民」心態

《港區國安法》落地之後，無論是從香港政府統計處的最新數據還是香港部分中小學出現的一波退學潮來看，香港確實出現了一小波移民潮。英國成為港人移民首選地，澳洲、台灣、美國、加拿大、日本等其他國家或地區也是港人移民的目標地點，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近幾年的民調也顯示，未來仍有一定比例的港人有移民計劃。

近期筆者訪談了部分有移民傾向的香港人，結合公開披露的信息，總結出這一波香港人移民的主要外因是國安法後，西方國家，尤其是「五眼聯盟」國家放寛港人移民條件，特別是英國放寬了港人BNO 簽證的移民條件，這對於有着「西方情節」的部分港人來講，是巨大的外部牽引力量；從內因的角度總結這一小波的港人移民潮，除了經濟因素考慮，更多的還是來自於政治認同、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原因，其中，最多的理由是「政治已無民主可言」、「香港人權狀況變化」、「香港已經失去新聞自由」、「為了子女能有一個自由、開放的學習環境」等，部分港人也會直白地說：「我們不是移民，是在逃難」。儘管大部分香港的移民者不會公開自詡自己為「難民」，然而 「我不是移民國外，而是逃難國外」 的 「難民」心理卻頻頻作祟。

影響港人「難民」心態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從歷史上看，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是個多災多難政治動蕩的國家，新中國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道路探索中也走了一些彎路，幾次社會運動引發了從內地逃往香港的「逃港潮」，這些是留在老一輩香港人腦海中深刻的歷史記憶。20世紀60、70年代開始，香港本土意識開始覺醒，加之香港在冷戰格局中的特殊位置以及香港回歸前，英國對香港推行的一系列「殖民地民主化」措施等，這些都是導致港人政治認同撕裂和「難民」心態形成的原因。

提及「難民」，大家的第一印象是那些逃離內戰、災難、飢荒或衝突的人。「難民」一詞的法律定義載於《難民公約》第 1A(2) 條，簡言之，難民是有正當理由畏懼由於其種族、宗教、國籍、政治見解或於某一特殊團體而遭到迫害的群體，其中兩個重要的因素即是：1、「有充分根據和正當理由的恐懼」， 2、「遭到迫害」。根據《難民公約》， 無論是 「感到恐懼」還是「被迫害」都必須是有根據的而不是空想的。

實際上，《港區國安法》將尊重和保障人權這一原則放在總則中統領全篇，且明確了根據香港《基本法》、《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等適用於香港的包括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在內的權利，依法保護香港特區居民。《港區國安法》實施後至今，除了對國安法規定的四類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人依法進行懲戒之外，對香港普羅大眾的工作、生活並沒有造成任何影響，同時還對止暴制亂、恢復香港社會秩序起到了定海神針的作用。

而今，香港回歸和「一國兩制」在港實施已近25年，這25年以來，中國經過了改革開放、入世成功、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脫貧攻堅取得巨大勝利、舉國抗疫彰顯了中國效率……，然而值得反思地是，香港人認知的「中國形象」不僅不能客觀，反而更多是偏頗的想像、甚至是假想。只要是與中央或內地與香港有任何政治上的關聯，港人內心深處的「難民」情結就會顯現出來，過去無論是反二十三條立法、佔領中環運動還是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等社會運動中港人的表現就是例證。眾多將「文化中國」與「政治中國」嚴重割裂香港人懷揣着「難民」心態，將心中更多是臆想層面上的「恐懼」無限放大、傳播，將內地政治體制妖魔化、將建國初期新中國所走的彎路反覆咀嚼，對中央對香港實施的一系列的利好政策進行抵制與反抗，將中央對香港釋放的善意進行曲解和扭曲。

政治傳播生態對香港民眾國家認同的消解

回歸後的香港的政治生態，是「國家融入」、「國際化」與「本土化」三種政治力量交融並進、互相角力的磁場。這三種政治力量影響着香港傳媒的形態和運作，在香港的政治生態中，傳媒扮演着舉足輕重的角色，因此媒介的運作亦反過來影響社會和政治的發展。所謂的「國家融入」，即是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本土社會和意識成形之後，回歸後再與內地在政治、經濟、以及文化上整合 ，最終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

回歸初期，在中央對香港「井水不犯河水」指導原則以及保留香港原有傳媒體制的背景下，中央並沒有及時制定一整套趨向「國家融入」的政治傳播的頂層設計，「國家融入」政治傳播的失效，導致了「國家融入」政治社會化的失效。或許筆者直接定義為失敗，從自由主義媒體理論的角度來看，帶有意識形態偏見，是對言論自由的曲解。但香港回歸後的，香港作為隸屬中國的地方行政主體，對「一國兩制」 中的「一國」的維護、對《基本法》尊重是香港政治傳播中應遵守的最基本的憲制責任和義務。

從整個的政治傳播生態上來看，回歸後的香港政治傳播在「國家融入」的這一軸線上是失效的，政治傳播的生態和框架在較長時間軸中是被本土化中的「極端勢力」與國際化中的「分離勢力」兩股力量交替掌控。兩股力量在政治議題的傳播過程中控制着傳媒口徑、傳播內容與框架設定，創造着香港民眾了解政治事件的「擬態環境」。以近期出現的「移民潮」為例，在西方媒體的聚光燈下，這一波的移民潮被賦予了「悲情主義」的色彩，港人機場離境時依依不捨、抱頭痛哭的照片被放在文章的醒目位置、外網上充斥着一些與分離勢力意圖極度相符的訪談視頻，視頻中將移民港人塑造成了被迫害、寧可流離失所、也要爭取「民主」、「自由」權利的鬥士。這類「悲情主義」色彩的畫面、文字與視頻在西方主流媒體與香港本土社交媒體上的廣泛傳播與擴散，令世界上眾多不明真相的政治家、精英階層與普羅大眾對香港國安法實施下香港社會真實狀態產生了豐富且扭曲的想像，而將香港這一波的移民潮定義為「寒蟬效應」 下的難民出逃。

回歸後，香港政治傳播生態被極端本土化勢力與國際分離勢力所操縱，他們頻頻聯手，利用在香港政治傳播生態中的主流地位，在國家認同的問題上曖昧不清並且挾持香港民意大多數，部分派系甚至被極端的港獨派所綁架，逐漸發展成為了極端反對派，「逢中必反」、「逢內地必反」，潛移默化中影響着主流民意，影響着香港政治局勢，使香港陷入權力碎片化的危機，滋生了更多極端勢力，與港府及建制派博弈，你贊成的，我必然反對，經常政治傳播輿論場中引起混戰。這樣的政治傳播生態，影響着香港民眾的輿論場，消解了香港民眾對國家認同。

香港政治傳播生態急需重建

現時，香港的政治生態已經進入了「愛國者治港」的新格局，制度成型後，下一步更為艱巨的任務應是如何重塑香港政治傳播生態以及彌合香港人的政治身份的認同裂痕。公民對國家的政治認同是鞏固現代國家政權和實現良善治理的根本基礎，此工作不做，無論中央政府釋放出多少善意、中央給予香港多少的利好措施，也會因為民眾的漠視與消極抵抗，達不到好的效果。

從政治傳播下，香港回歸後，無論從憲製法理要求上、還是在現實實踐中，其政治傳播生態塑造應在「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框架內，樹立香港民眾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現代政治認同，在尊重香港本土化與國際化特色的前提下，以共同體的心態不斷推進香港的優質民主及 「國家融入」進程，尤其是在原則性和方向性的問題上，要明辨是非、正本清源，絕不能出現偏差。

下一步，無論從學術研究層面還是政策研究層面，在尊重香港的政治傳播生態獨特性和香港人使用媒體的手段和習慣的同時，如何對「國家融入」政治傳播的頂層設計，增強「國家融入」傳媒的公信力以及政治話語與政治闡釋「框架化」設計、消解目前二元國際傳媒格局對香港政治傳播生態的分化與影響，將香港「國家融入」政治傳播納入香港政治管制結構變遷中去研究，任重而道遠！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