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務有情：落入黑洞的遺產

 

鑑於人口老化，長者數目日增，依賴社福服務的長者日多，年輕人對長者的供養率肯定是未來20至30年後的重壓，政府如何制定及尋找養老政策及資源，也是當前的急務。

社福支出，日有增加勢

另一方面，在此疫情嚴峻下，本港現時失業率高、經濟未見穩定，貧富懸殊，低收入基層人士日見增多 ; 無力照顧長者個案也日漸增多，長者領取綜援及長生津數目年來也有增加勢 ; 如何作出扶貧措施，於調整稅制、重新調配公帑，是開源與節流法；推動社區之自我營生社會企業、呼籲商業機構參與「關愛行動」，是一個社會「自助互助」法。

以上當前要務及措施，誠然是作為港大市民「當家」的政府，必要處理的政務。

本人從事安老服務30多年，大部份時間乃從事開拓老人服務為主。積30多年的所見所聞，現有一「解決/紓減公帑支出壓力」的方案，期望可紓當前及未來養老壓力，以及紓減弱勢社群生活的困苦。此方案，我亦曾向「政策制定持分者」及本港一些傳媒表達，他們咸稱並未有思及我提及的現象及所作的提議，亦認同從法律着手探討問題，乃是一「扶貧」良方。

客户逝世，銀行存款去了哪？

眾所周知，香港大部分市民均持有銀行戶口，他們當中肯定包括：綜援受惠者及家財過千萬以上之獨身無親人士。此兩類人士若身故後，他們在銀行之存款，因在世時可能未立下遺囑，或會有兩種「際遇」。

離世後綜援及生活津助受惠者之家人可能感先人銀行之餘款額少，加上申領法律手續繁複，而放棄向法院申領先人留在銀行之餘款；逝去的先人之戶口因長期沒有提存，在存款低過銀行要求的款項時，後者會以收服務費為由，向存户收取費用 ; 結果原本是社署用作保障貧困市民生活所需的公帑，最後竟流落往銀行手中；據本人所知社署一向發出金錢援助及長生津後，是甚少於受惠者身故後取回的(此可能亦會增加公帑支出，才可追回所付款項) 。試問，假設老人綜援個案有10萬宗時，他們一旦離世後銀行存款平均假設有$100時，他們餘下在戶口的存款，也不少 ; 請問此筆關顧貧老的福利金，豈不是付諸東流嗎？

獨身無親不能自顧者，是有社署社工跟進，在世時並未立下遺囑送予有關人士或團體時，據本人獲告知，若當局知悉其離世時，是會經一些法律條文及程序，其財產是會撥歸政府資產署的。而據本人所知，若個案生前可以自顧時，死後有關當局是不會「清理」他們的銀行餘款。若當局可制訂法律，如前文所述般，凡領取社署任何金錢援助者，生前並未有立下遺囑，於個案逝世後，社署是可收回個案在銀行的存款，將此些「旣已付出」作福利的款項「回歸」作扶貧福祉用途 ; 而不致令公帑，因隨個案「逝去而逝去」的耗費。在講求節流下，此正好是一個「開源法」。當然，所「收回」的款額，未必全是當局的福利金，唯若受助人生前知悉，逝去後一切歸零下，定也會「遺愛人間」行善積德，「人助我 我助人」而欣然答允。

至於一般離逝市民於銀行存款方面，基於私隱理由及未有客户本人生前指示，銀行是不會向外透露其存戶動態，雖然後者的戶口並未有提存已超過數拾年，也因存款超過一定數目，無需收取他們的服務費，他們的銀行存款可能或被永久凍結。深信，在香港有銀行體制以來，亦不乏以上人士，他們累積在銀行手中的存款，估計會是至少超過千億元以上，未有移動過。有關方面在此情況下，會否用作其業務生意投資謀利上，那就便沒人知曉了。

立例與銀行界「合作」謀福

基於日見之養老重責，以及社會濟貧急務，當局可否運用法律條文及法律程序，向銀行發出要求，提出以上人士遺留在銀行的款項，作為「福利基金」以解市民之需、社會之急呢？當然，此可能引來銀行界之藉口反對(增加他們支付員工之薪酬支出，以能「尋出」隱藏客戶資料)；故可否以「社區展關懷」手法，讓他們將這些款項用作其銀行關懷弱勢社群之基金，以增他們之「企業形象」，當局可制定法律監管、指定基金之承擔及用途，以及向公眾交代的方法等規管法律，給他們可有一「企業良心」之公績，以及有「亦商亦善」之形象？

本人深明若要實踐此「發掘資源」之開源行動，影響資金之「持有人」，是艱辛的；希望官員及民間有力人士，本着為民改善福祉之熱忱，迎難而上、奮力為市民謀福，與制定社福之决策者共同探討本人之淺見，解繁複之法律障礙，制定法案，創設解急紓困「財路」，與銀行等財團「合作」「共襄善舉」給可開拓老人及低收入市民有一開展生活新天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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