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海霞論同盟聲譽與國際衝突：崛起國的應對

 

4月25日下午，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舉辦了以“同盟聲譽與國際衝突”為主題的學術講座，講座由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特聘講師劉旻瑋主持，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國際關係學系長聘副教授漆海霞受邀主講。漆海霞表示，在面臨“權力轉移”的情況下，崛起中的國家想要比較成功地應對當今的複雜形勢，在崛起過程中需要關注“同盟聲譽”和“國際衝突”這兩個問題。

漆海霞認為，在“道義現實主義”理論中，底線的最低限度是“戰略信譽”。一個大國只有擁有了“戰略信譽”，承諾才是可信的，其他國家才會保證比較合理的期望，從而形成國際合作上的良性循環。例如冷戰時期談論“核競爭”與“核戰略”的時候就用到了“戰略信譽”的概念，如果一個國家在威懾的領域擁有很強的信譽，這種信譽是可信的，會降低擦槍走火的風險，避免一些不必要的衝突。這是“戰略信譽”在崛起國與霸主國雙方互動過程中起到的作用。

漆海霞指出，目前在國家崛起過程中，崛起國和霸主國都有許多周邊國家，需要考慮機制等複雜情況。例如在美國“重返亞太”的時候，美國在日本、菲律賓與中國之間的海洋爭端過程中，不光是同中國來進行信號傳遞，也與盟友做了信號的傳遞。在這個過程中，美國的信號同時釋放給兩方，如果美國的盟友收到這個信號，會覺得比較安心，更大膽與中國對抗。中國收到這個信號，會擔心這是威懾，所以可能會保持克制，從這個角度來看，同一個信號，當不同的雙方接收到的時候，可能出現兩種不同的解讀。

漆海霞強調，同一個舉動會導致兩個完全相反的方向，一方面是增加衝突風險，另一方面是降低衝突風險。霸主國的聲譽在延伸威懾中可能會受到其兩個相反方向的衝突風險影響，如果從崛起國的視角來看，崛起國在崛起過程中不可避免會與很多周邊的國家，包括霸主國的盟友產生糾紛和衝突。為什麼有些情況下這種糾紛沒有引起霸主國的全面捲入，其實這個問題是同樣的道理，美國的信號會被美國的盟友和中國同時解讀，崛起國的信號也會被霸主國和霸主國的盟友同時解讀。

漆海霞指出，崛起國能否規避掉最大規模的遏制戰，核心在於霸主國。霸主國認為崛起國崛起了，顯然會堅決抵制。但是如果霸主國認為崛起國的崛起可能是可容納的，是可以兩者並贏的，那麼這種情況下霸主國可能會試探，甚至製造一些小規模的衝突。霸主國對崛起國的性質判斷，是霸主國決定對這個崛起國遏制到什麼程度的關鍵所在，而性質判斷深受崛起國在崛起過程中釋放的信號影響。什麼樣的信號是更可信呢？這涉及到“沉默成本”和“觀眾成本”的概念，如果某些信號付出的成本比較多，那麼其可信度會比較高，而行為往往會比語言有更強的說服力，因此當崛起國與霸主國的盟友之間陷入爭端的時候，在這個過程中最容易觀察出崛起國真正的意圖，崛起國的舉動也是霸主國對崛起國信號判斷的關鍵所在。

漆海霞討論了三方情況不完全信息下的多輪博弈，表示如果崛起國在崛起過程中比較重視道義因素，比如“仁、義、禮、智、信”這些都做到的話，可能會使本國的實力和合法性增強。霸主國在互動中可能會有兩種情況，一種是比較重視信譽，一種是不重視信譽。如果崛起國比較重視信譽，那麼第三國就算是與崛起國有摩擦，也能比較放心跟崛起國簽訂條約，接受談判的可能性會增加。但是如果崛起國不守信用，第三國可能不會輕易選擇妥協。如果崛起國比較重視“聲譽”，第三國可能會比較容易接受談判而不急於對抗，崛起國的崛起相應來說受到的阻力會比較小。相反則相互對抗的可能性會增加。

漆海霞表示，同盟本身是一個結成聯盟的選擇過程。各個國家在選擇盟友的時候，往往會反覆斟酌，選擇可靠的盟友，所以結盟這個過程中的“選擇效應”，導致了結成盟友的國家大部分是比較可靠的。而在結盟之後的同盟困境裡面，聲譽又產生一個“調節效應”，最後得到牽連的結果。也就說是如果“選擇效應”和“調節效應”同時產生的話，聲譽通過“選擇效應”删除掉了很多不守信用的國家，因此能結盟的國家聲譽都比較強。那麼同盟的國家中，聲譽有三個影響渠道，第一個是影響潛在的確認者進行威懾，第二個是可能會縱容道德風險，縱容同盟，第三個就是約束，最後衝突的風險則取決於國家能否有效管控組織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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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中評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