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深度：鍾飛騰析中日與大國博弈
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社科院地區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鍾飛騰日前接受中評社記者專訪，就中日關係相關議題予以分析解讀。
談及中美關係對中日關係的影響，鍾飛騰指出，可以預期，隨著中國實力地位的上升，中美關係對中日關係的影響也會越來越大，同時也很複雜，並不完全是同一個方向的。從未來發展趨勢看，如果中美之間發生大的衝突，日本就面臨選邊站的問題，而且很大可能會堅定地站在美國一邊。
21世紀以來日本戰略文化加速朝現實主義方向轉型，其聯盟戰略也從自戰敗以來一直堅持的依附美國的單一化聯盟結構，轉向打造以地區大國和結點國家為合作夥伴的多元化聯盟。對於這一戰略變化，鍾飛騰分析，日本主要有四點考慮：首先，這表明日本認為美國國際地位呈下降態勢，特別是應對安全挑戰的能力下降了；其次，國際安全的領域和範圍也出現了新的變化，單純依靠美日同盟不足以解決這些挑戰；再次，日本也有一種野心，既希望借助於和更多國家達成多元化聯盟關係，擺脫戰後戰敗國身份，也很希望將日本積累這麼多年的硬實力轉化為日本的國際軟實力；最後，日本對中國崛起心存憂慮，因而拉上一些夥伴，在中國外圍打造安全網絡和多邊機制。
鍾飛騰指出，近年來日本強化介入台海問題，其中有對美國壓力的反應，但更多的是體現它對中國崛起的擔憂。日本認為，介入台海問題，可以更大程度上干預中國崛起。否則，兩岸統一的話，將極大地改變西太平洋的戰略態勢，中國海軍的發展和國土防禦空間將極大地得到拓展。自然，日本並不樂於見到這種局面。
鍾飛騰認為，中日關係從經貿為主、政治為輔，轉向了政治安全關係更加突出、經貿競爭性更加張揚的一種狀態。中日要有正確的歷史觀、大局觀、角色觀，方可在未来維護好、鞏固好、發展好兩國關係。
鍾飛騰，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社科院地區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外交、國際政治經濟學、對外直接投資、東亞與美國、一帶一路等。主要學術著作有：《發展型安全：中國崛起與秩序重構》、《管控投資自由化：美國應對日本直接投資的挑戰（1985－1993年）》等。
以下為專訪全文：
中美關係對中日關係影響將更加複雜
中評社：我們知道，20世紀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其重要動因是基辛格、尼克松啟動“越頂外交”，日本不得不調整對華關係。中美戰略關係的調整，決定性地影響了日本外交政策的風向。如何理解中美關係對中日關係的影響？
鍾飛騰：20世紀70年代，出於防範蘇聯威脅的考慮，中美關係進行了大幅度調整，迫使日本改善對華關係。這是國際關係領域大國關係調整影響盟友對華關係的一則典型例子。事實上，當年與中國改善關係的不只是日本，如澳大利亞等也改善了對華關係。這些國家多數是美國的盟友或者與美國關係緊密，美國對華政策改變，自然也給他們留出了改善與中國關係的機會。但是，雙邊關係要改善到何種程度，則要根據本國的能力和發展前景來研判。
顯然，日本政策轉變之快令人側目，這至少說明兩個問題，第一，日本缺乏足夠的戰略自主，面對國際政治格局大變動時很脆弱；第二，中國對日本很重要，因而只要美國態度一改變，日本會更大程度地調整對華關係，這也源於日本的國家利益需要，中日兩國是搬不動的鄰居。
可以預期，隨著中國實力地位的上升，中美關係對中日關係的影響也會越來越大，同時也很複雜，並不完全是同一個方向的。一方面，中國實力地位提升，導致美國改變了自尼克松時期以來的對華政策，從過去支持中國全面融入國際社會，轉變為選擇性與中國合作，並且打壓的聲勢越來越強。在這樣的發展態勢下，作為美國的盟友，日本對華政策也受到美國打壓中國的影響，出現了與中國疏離的趨勢。
另一方面，美國為了應對所謂的“中國挑戰”，也在放鬆對日本的約束，鼓勵日本發展武力，在地區安全事務上發揮更大的作用。這一點與20世紀7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當時美國在管控同盟關係時，有一個現在不太被提及的考慮，防範日本再度成為軍國主義國家。而隨著中國實力地位的提升，美國將中國定義為“主要的競爭對手”，甚至一部分美國鷹派還認為“中國是美國的敵人”，在這種氛圍下，美國也將加大力度支持日本在安全領域發揮作用。例如，美國不斷表示，釣魚島適用於美日安保條約，美國還牽線搭橋組織美日與台灣地區的三方協作機制等，加大了對中國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干預。顯然，如果日本在這些方面一意孤行，那麼中日關係就難以恢復到建交初期的良好狀態。
從未來發展趨勢看，如果中美之間發生大的衝突，日本就面臨選邊站的問題，而且很大可能會堅定地站在美國一邊。事實上，日美已多次發出這種聲音，例如，去年4月日本首相訪問美國，雙方在聯合聲明中寫入有關台海局勢的內容，這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首次，自然有很強的“警告”的含義。日本不少政客也表示，台灣地區事關日本的國家利益，赤裸裸地干預我主權。例如，日本政府2020年版的《外交藍皮書》首次寫入了“支持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的立場。2022年4月22日發布的《外交藍皮書》更是將台灣地區列為日本極為重要的夥伴和朋友。
世界格局之變促使日本聯盟戰略轉向多元化
中評社：21世紀以來日本戰略文化加速朝現實主義方向轉型，其聯盟戰略的選擇出現了新的變化，即著力改變自戰敗以來一直堅持的依附美國的單一化聯盟結構，轉向打造以地區大國和結點國家為合作夥伴的多元化聯盟。如何看待日本這樣的戰略變化？
鍾飛騰：首先，這表明日本認為美國國際地位呈下降態勢，特別是應對安全挑戰的能力下降了。如果美國還擁有二戰後不可一世的國際地位，那麼只要追隨美國，就可以免除國家安全的威脅。顯然，如今日本戰略界人士認為，美國已不具備這樣的能力。日本新版《外交藍皮書》宣稱，世界格局已經從美國發揮主導力的時代進入到了中美競爭的時代。在美國這個霸主力不從心的時候，不在一棵樹上吊死、分散風險，對日本來說也是一種很自然的現實的做法。
其次，國際安全的領域和範圍也出現了新的變化，單純依靠美日同盟不足以解決這些挑戰。日本是較早從綜合安全的視角討論國家安全的發達國家，20世紀70年代後期，受到石油危機的衝擊，日本不再只是強調傳統的軍事安全威脅，而是將資源能源供給納入安全範疇，同時日本當時也面臨著國內生態環境被破壞的危機，也將這類問題納入國家安全範疇。目前，安全問題的範圍十分廣泛，對日本來說，老齡少子化等都成了日本的頭號難題。解決這類問題，日本更需要依賴於勞動力豐富的亞洲國家，而非人口淨流入的美國。其他如氣候變化、海洋污染等，也都需要與鄰近國家協商合作。
再次，日本也有一種野心，既希望借助於和更多國家達成多元化聯盟關係，擺脫戰後戰敗國身份，也很希望將日本積累這麼多年的硬實力轉化為日本的國際軟實力。因此，從日本的角度看，國際秩序的動蕩和變革，不完全是負面的，反而可以為日本提供機會，重塑自我，提升在地區事務上的影響力。日本不少領導人沾沾自喜，認為日本發揮了對地區事務更加了解的優勢。比如，對美國總統使用“印太”這個詞，很多日本領導人感到自豪，在他們看來，這是日本的發明和貢獻。相對而言，戰後通過經濟手段在東亞地區經營多年的日本，反而比美國人更加了解該地區的狀況，可以為美國提供更多的情報。美國挑頭參與印太事務、組建排他性的安全聯盟時，日本人幫著美國出了不少鬼點子。
最後，日本對中國崛起心存憂慮，因而拉上一些夥伴，在中國外圍打造安全網絡和多邊機制。這些機制中，有的歡迎中國參加，有些則明確說了“不”，比如中國表示願意參加《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TP），而日本則放出風聲，認為中國不可能達到談判的相關標準。讓中國參與日本發起組織的多邊機構，既可以觀察中國的行為方式，也可以炫耀日本的領導力，這對日本來說是一種合算的投資。
日本強化介入台海主要源於對中國崛起之擔憂
中評社：近來，日本強化介入台海問題。這是否只是對美國亦步亦趨？其背後還有哪些更為深入的動因？
鍾飛騰：日本強化介入台海問題，其中有對美國壓力的反應，但更多的是體現它對中國崛起的擔憂。事實上，台灣問題一直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也是牽涉對外關係的重大而又十分敏感的問題。美國多年來都在台灣問題上做文章，日本對此是心知肚明的。在中美關係總體可控、且發展不錯時，台灣問題被冷處理，日本也沒有在台灣問題上跟中國示威、挑釁。
但是，一旦中美關係出了狀況，台灣問題就屢屢被美國人拿來刺激中國，美國也歡迎日本添油加醋、加大干預力度，以此彰顯美國對盟友和重要夥伴的承諾的有效性，並迫使中國“犯錯誤”，同時也將日本緊緊地綁在美國身上，不至於偏離美國的戰略目標。日本追隨美國，在台灣問題上“嗆聲”，既是夯實美日同盟關係的要求，也可以借機了解到更多的信息，不斷窺測中國的決心。
而日本此舉更大的動力則來自於其自身對中國崛起的擔憂。近些年來，中日關係一波三折，新冠疫情本來是雙方共同應對挑戰的一個契機，但中日關係反而變得更差了。實力對比擴大是一個重要原因——儘管面臨中美貿易摩擦、新冠疫情衝擊，中國經濟還在不斷上升，GDP已經是日本的3倍以上。對那些相信國際政治現實主義邏輯的日本領導人來說，日本的前景很不妙。日本2022年版的《外交藍皮書》繼續鼓吹“中國威脅論”，認為“中國持續增加國防開支，廣泛而迅速的軍事現代化，大大增強了在東海和南海等海域的影響”。藍皮書還指責“中國試圖單方面改變現狀，讓日本的安全保障受到嚴重影響”。為此，日本也想有一些抓手，以規避這種不妙的前景。比如，通過鼓動一場地區性衝突，迫使中國捲入地區衝突，阻斷中國成長的步伐。
環顧四周，台海地區是其中一個很可能爆發大規模衝突的點。日本認為，介入台海問題，可以更大程度上干預中國崛起。否則，兩岸統一的話，將極大地改變西太平洋的戰略態勢，中國海軍的發展和國土防禦空間將極大地得到拓展。自然，日本並不樂於見到這種局面，事實上，日本與那國島距離台灣不過100餘公里而已。兩岸統一意味著中國海洋勢力大幅度伸張，在擔憂中國崛起的日本看來，這必然導致日本戰略地位的大幅度下降。
談中日關係前景更需強調事在人為
中評社：在去年的“北京—東京論壇”以及今年的兩會外長記者會上，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談及中日關係時反覆強調“初心”二字。如何理解這兩個字的含義？
鍾飛騰：在中國政治生活中，“初心”二字具有強烈的政治意味，主要用於黨史教育學習和治國理政之需，提醒黨員幹部，不要忘了中國共產黨人為人民服務的宗旨。
王毅國務委員將“初心”二字用於中日關係，一方面表明王毅外長對中日關係寄予厚望，考慮到王外長曾擔任駐日大使，對日本非常了解，這種厚望更主要的是對建交之初的中日關係的一種懷念，提醒日本中日關係曾有的高度。
儘管20世紀70年代中日關係正常化有更大的國際政治博弈背景，但也與中日老一輩致力於中日友好的努力有關係。當時中日交好有深厚的民間基礎，因而在上世紀80年代迎來中日關係大發展的一個階段，中國領導人說了“中日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目前看來，雖然新冠疫情前的幾年每年有數百萬中國人到日本去，但中日友好的民間基礎卻不如以往牢固。
另一方面，可能也是表達了對中日建交時雙方立下的志向的敬意。在那樣一個困難時期，老一輩的政治家以博大的胸懷、廣闊的視野和尊重人民需求的情懷，為中日關係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在建交時，中日聯合聲明將“不稱霸”寫入了文件中，這在當時是非常了不起的。也就是說，中日兩國均反對在亞洲稱霸，同時兩國自己也不稱霸。但是為什麼當時日本可以相信中國不稱霸，而現在不願意相信呢？這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
粗淺的原因或許在於，20世紀70年代的中國比較貧弱，日本更擔心的是蘇聯的威脅。現在，在日本眼中，中國已經是比70年代的蘇聯還要強大的國家。這是一個有解釋力的說法。不過，如果單論強大，歷史上的中國與周邊鄰國的實力差距更大，但不少日本知識界人士卻懷念唐朝時期的中日關係。因此，用實力差距不能說明中日之間目前面臨的所有問題。為此，需從根源上認識中日關係為什麼好起來，又為什麼不能一直好下去。從這個角度觀察，那麼王毅部長說的“初心”二字就很有深意了。
在看待中日關係發展前景時，需要更加強調事在人為，強調準確、全面地認識中國的國情和領導體制的重要性，而不是簡單重複進攻性現實主義所認定的“實力決定一切”的邏輯。後者最為典型的例子是美國學者米爾斯海默提出的“大國政治的悲劇”，他認為中國崛起難以是和平的，決定國家安全關係最重要、甚至唯一的變量是實力，其他因素均不重要。
但是，國家間關係除了物質利益之外，也有很多非物質的因素在起作用。例如，日本有些人認為“中國不宣傳中日建交後日本在幫助中國現代化方面發揮的作用”。事實上，2008年胡錦濤主席訪日時對此做了充分肯定，並且再度強調中日兩國共同走和平發展道路。後來中日關係因日本魯莽“購島”而陷入重大危機，兩國關係大幅度下降。不過，中日關係依然還有韌性，安倍首相於2018年訪華，恢復了中斷8年之久的高層政治互訪，雙方重申了中日友好和平條約中兩國世代友好、不相互威脅的莊嚴承諾。這個承諾是非物質性的，但是對中日都很重要，兩國都不能忘記。在日本新版《外交藍皮書》中，日本也繼續強調“發展穩定建設性的中日關係”。
中日經貿以互利共贏為主
中評社：過去50年來，中日雙邊貿易額創下3714億美元歷史新高。今年1月，RCEP正式生效，中日首次建立雙邊自貿關係，達成雙邊關稅減讓安排，實現了歷史性的突破。如何看待中日兩國在經貿領域的合作？經貿交流在兩國關係中發揮著怎樣的作用？
鍾飛騰：在沒有美國參與的背景下，中日等15國簽署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這個協定的一個重大創新是原產地累積規則，這是歐美都不太重視的一個領域。RCEP的生成有一個很重要的基礎，東亞的生產鏈、價值鏈位居全球首位，以價值鏈貿易為基礎，很多原本無法參加到國際貿易中的中小企業、邊緣區域都有了機會，因為不需要大而全，只要能生產一兩個工序需要的零部件即可。
除日本外，中國與其他14個成員國都簽署了雙邊貿易協定，因而從貿易協定角度看，RCEP的一個重要意義當然是中日之間有了自由貿易協定，這很不容易，對日本來說也很重要。因為，目前多數產品面向普通大眾的公司，如果離開中國市場，很可能就會被競爭對手打趴下。
日本新版《外交藍皮書》中強調，中日經貿關係非常緊密，在新冠疫情衝擊下，2021年中日貿易同比增長了14.8%。中國連續15年成為日本最大的貿易夥伴國，日本也是中國第三大外資來源國。
總的來說，中日各有比較優勢，中日經貿還是以互利共贏為主。中國的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為很多國家提供了出口機會，巨大的消費能力不得不讓日本公司重視中國市場，目前中國消費者具有實實在在影響日本在華企業經營決策的能力。而且，今天的中國仍然有大量的優質勞動力，仍然是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天然成長地，日本公司的電子消費品在中國生產並銷售，並且成長性很不錯。
事實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很多產業發展是接著日本企業做的，日本公司將在國內被淘汰的產業鏈逐漸轉入中國，沿海地區首先引入日本的生產線，實施兩頭在外的沿海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中國企業則通過日本企業良好的國際市場經營能力進入國際市場，學習如何做國際經貿。雙方的合作是互利共贏的，這個模式持續了很多年，這也是中日貿易維持高水平的一個重要原因。
隨著中國企業的發展壯大，特別是中國較快的技術進步，例如在數字經濟領域，中國可以說已經超過了日本，這使日本企業感到了一些不適應。但從市場的角度看，這是非常正常的，數字經濟下，消費者的重要性更加突出了，誰擁有大的市場，誰就有能力搶先。不過，國際貿易也不單純是純經濟的，不可避免地帶有政治色彩。日本人對此當然不陌生，20世紀80年代，美日貿易摩擦也相當激烈，基於這個經驗，當時的美國學者提出了戰略性貿易政策的相關理論學說，對美國政府的政策影響很大。
今天，中美也發生了類似摩擦，美國打壓中國的借口和當年打壓日本的說法很類似，不允許貿易逆差持續下去。美國希望改變運行幾十年的世界經濟邏輯，日本當然不願意輕易接受。與美國這個大市場具有內部循環的能力不同，日本國內市場的成長性是很有限的，如果沒有中國、東盟等大市場，日本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就會下降。
將經貿合作作為“壓艙石”主要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一個重要思想，最主要的背景是經濟全球化，美國在很長時間裡曾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動者，宣揚貿易自由化便利化的好處。不過，目前美國的這種認識也在發生很大的變化，很多美國人並不接受“全球化是好的”這一說法，特朗普現象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美國政府內有不少人認為，與中國搞自由貿易可能不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這種思想自然也波及日本。因此，經貿關係可能正在逐步分化，作為一個國家，在遵循經濟規律的前提下，也得考慮政治、安全關係等。美西方不斷宣揚經濟的武器化，日本也有人接受經濟貿易武器化的說法，建議日本將一部分高技術保留在本土，進行適度的產業回流，提升供應鏈的安全。如果是這樣，當然會損害中日貿易。
當前中日政治安全關係更加突出、經貿競爭性更加張揚
中評社：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您認為，過去50年的中日關係有何特點？
鍾飛騰：在概括中日雙邊關係時，曾有過很流行的說法，比如“政冷經熱”，就是說政治關係和經濟關係有分離，政治關係不好，並不影響雙邊經貿往來。20世紀70年代邦交正常化以來，中國很重視日本，也希望通過與日本的聯繫，塑造一個更有助於改革開放的外部環境。
1985年4月，日本著名經濟學家、大平正芳時期的外相大來佐武郎在韓國發表過一個著名的演講，提出了由日本創立的不同於西方的經濟分工秩序，即雁型模式，並認為日本充當了東亞經濟發展的領頭雁，區域內的其他經濟體可以追隨日本的步伐獲得良好的發展。而中國也借助於美日貿易摩擦所形成的日本企業向亞洲投資的高潮，很好地吸引了一大批日本企業到華投資，擴大經貿聯繫。以周邊國家來看，日本長期是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儘管近些年幾乎被韓國趕超，但中日貿易的質量還是很高的。
在中國實力不太強的時候，日本總體上也和美國一樣，認為一個經濟開放不斷擴大、實力地位提升的中國，對日本是完全的利大於弊的。在這個階段，日本與中國主要就是要做生意、賺錢，雙邊關係主要是經濟為主，政治為輔，因而才有政冷時並不會給經貿關係造成嚴重的衝擊，中日之間在經濟上形成了較為穩定的合作關係。
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日本公司感受到中國企業的強大競爭力，因而與中國企業合作時更加小心謹慎，這自然就會導致分化，一部分日資企業繼續在中國深耕市場，一部分日資企業則從中國撤離，部署到了東南亞，還有一部分回了日本。也就是說，原來的經貿關係是日本在微笑曲線的兩端，現在的經貿關係則縱橫交錯，日本並非在所有領域占有，中日雙方的競爭性更加突出了。
與50年來經貿關係不斷擴大相比，日本民間對中國的友好態度則持續下降。按照日本媒體的民調，日本民眾對中國的認知最好的時期是20世紀80年代前期，現在的好感度都不到當時的五分之一。這既有日本人對80年代中日關係良好的虛像，也反映出如今日本民眾對中國在地區事務上地位提高的不適應。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按照日本新版《外交藍皮書》公布的相關機構民調數據，75%的日本人“對台灣感到親近”。
政治關係更複雜，日本對中國崛起的擔憂非常強烈。中國與日本的政治制度差異大，價值觀也有很大的不同。日本民眾也從最初的新鮮感中擺脫出來，在面對一個收入水平不斷提升的中國時，心態發生了大的變化，不再含有負罪感。很多日本政客，則突出地強調中國軍事能力的提升，對此感到強烈的不安。簡單說，中日關係從經貿為主、政治為輔，轉向了政治安全關係更加突出、經貿競爭性更加張揚的一種狀態。
中日兩國要有正確的歷史觀、大局觀、角色觀
中評社：當前中日關係形勢依然複雜嚴峻，新老問題交織凸顯，處在不進則退的關鍵路口。在邦交正常化50年的節點上，中日應如何維護好、鞏固好、發展好兩國關係？
鍾飛騰：首先，還是要學習領會中日幾個重要政治文件的精神，這些文件中的表述蘊含著豐富的政治智慧，既反映了對當時客觀現狀的準確把握，也有著對歷史趨勢的順應。作為東方國家，中日均重視歷史經驗，均主張從歷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實際上，就是要有正確的歷史觀。
其次，要有正確的大局觀。中國和日本等都在迎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日做出何種戰略選擇，不僅影響兩國人民，也會影響地區和世界局勢。日本新版的《外交藍皮書》也承認，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在各個方面對國際社會的影響都在增加。對中國來說，一個走和平發展道路的日本是有利的。同樣，對日本來說，創造一個良好的地區環境，以便中國繼續走和平發展道路，則是非常關鍵的。
再次，正確的角色觀。在百年大變局下，中日的定位和認知都在發生很大的改變。很大程度上，過去100多年來，中國弱、日本強的局面被徹底扭轉了，中日都要相互適應這種大變局。正如日本新版《外交藍皮書》反覆強調的世界進入了中美競爭的時代，中日關係是日本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
要走出以西方經驗和理論為唯一正確的誤區
中評社：您在去年曾撰文探討過“東北亞命運共同體”構建的可能。我們知道，東北亞地區矛盾錯綜複雜，要想探索出一條新的地區和解合作的道路，要從哪些方面進行努力？
鍾飛騰：首先，要走出以西方的經驗和理論為唯一正確的誤區。20世紀，日本為提升亞洲文明的影響力做過探索，但不少時候走上了邪路，比如試圖通過戰爭、殖民的方式為日本民族贏得生存和發展，結果一敗塗地。
二戰以後，日本追隨美國，通過經濟合作的方式獲得了二戰前通過戰爭都未能獲得的東西，也贏得了很多亞洲國家的贊譽。這是一條重要的西方經驗，即通過市場的方式獲得高速發展。對此，日本沒有遺忘，但是卻不太重視日本戰略上的冒進、戰略轉折太快的特性，例如70年代美國的“越頂外交”。如果沒有一定的獨立自主，而是盲目地追隨美國，那麼過往的成功就會成為負擔，甚至種下失敗的種子，因為美國已經力不從心了。與100年前相比，整個西方世界的地位是大幅度下降的。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正在獲取更快的發展，獲得更大的影響力。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一直是向西方學習，今後日本外交將迎來百年未有的巨變。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之後，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運行邏輯已經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作為重要一環的消費能力大幅度萎縮，作為世界儲備貨幣的美元的地位面臨很大的挑戰。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也要重視非西方經驗的重要性，多總結地區內國家合作與競爭的特性。
其次，“東北亞命運共同體”更多是一種對未來的展望。從其英文翻譯及可以看出，這個提法主要是要共同創造美好的未來，重點在於怎麼看未來。對未來怎麼看，對當下的行為會有很大的影響，即“未來的陰影”。例如，我們要做五年規劃，有些指標可能不一定能完成的，但是這個目標的確立對於當下正在做的事會有很大的影響。如果沒有一個有吸引力的目標，並在其牽引下推進合作關係，那麼最後達到的目標也會所縮水。
因此，中日雙方都應該從更長遠的角度考慮雙邊和國際事務。從長遠看，中日之間仍有很多合作的領域。無論是人口老齡化、市場擴容、技術進步，還是地區的安定與和平，中日的合作仍相當重要，中日雙方對這樣的發展前景要有信心。
再次，東北亞地區是一個大國博弈的場所，近代史表明了這一點，當代史也是如此。因此，作為東北亞的重要國家，中日兩國都要重視區域穩定和安全，要充分考慮本地區的歷史經驗、人民的需求和國家發展所處的階段，穩妥地推進全方位的友好合作關係。
本專訪為中評社“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週年”深度系列專訪之一，更多內容敬請期待。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原刊於《中評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