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凱文：貿然對外通關，猶如損貧益富
以前的文章曾說過，部分所謂建制中人總有一個壞習慣，便是把「政治化」一詞當貶義詞來用，而且喜歡把觀點跟己不同的意見，扣上一頂「政治化」的帽子，或者把一個明明涉及政治的議題，應該「去政治化」。這種話術的背後，跟「政治」長期給人一種負面的刻板印象，會讓人想到明爭暗鬥、爾虞我詐，或者權謀暗戰，有着一定的關係。
耐人尋味的是，香港第五波疫情爆發後，不少建制中人談及抗疫策略時，都很愛強調討論不應「政治化」。先有立法會前主席曾鈺成聲稱，香港在「動態清零」與「與病毒共存」的爭論，已經變得所謂的政治化；後有港區全國青聯委員黃芷淵撰文，指抗疫不應泛政治化。及至近日，同屬學研社的吾友吳桐山撰文，亦建議通關徹底「去政治化」，如此便引伸一個問題：為何老是要強調所謂的「去政治化」呢？
歸根究底，便是這類意見其實都是主張，或變個法子主張香港應仿效西方，採取所謂的「與病毒共存」，而中央一直強調國家現階段應堅持「動態清零」。香港作為特別行政區，若不跟從中央制定的抗疫方針，而是另搞或者仿效西方的一套，原因卻只是從香港一地，或是照顧某些界別或利益集團的話，難免會被視之為政治上的軟推抗。
吳兄把香港應否先跟外國通關的問題，扯到甚麼「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又說甚麼「香港率先恢復國際往來才能更好提升競爭力，服務國家」，就是想讓人覺得，這一主張跟愛不愛國無關，而是從國家利益的層面考慮。當然，根據《基本法》規定，香港稅收毋須上繳中央，而根據2014年的數據，香港最富有的1%成年人口，擁有着全港52.6%的財富，這1%人口中最富有的10%，又掌握着這52.6%中的77.5%。
如此一來，先不論對外通關，是否等於香港變相仿效西方的「與病毒共存」，乖離中央定下的「動態清零」方針，由於中外現時的抗疫策略南轅北轍，造成對內跟對外不可同時通關，誰能從中獲得最多的直接得益，或者可以減少受損或不便，誰便會更希望香港先跟外國通關。因此大家不難發現，要求香港放寬海外入境者檢疫限制，通常都是外國商會和外媒先打頭陣，然後到香港部分商界開口，再到財閥豢養的鷹犬跟隨。
當然，根據自由經濟主義的下滲經濟學觀點，從對外通關賺到直接利益後，將以付工資或繳納稅款的方式，「滴漏」至社會其他階層，只是誰賺大頭誰賺小頭，這又是另一個問題。另一方面，由於對外通關跟對內通關暫不能並存，這邊得益的同時，其實是犧牲了需要陸港兩邊走的商人，或者普通跨境家庭的利益。換言之，即使撇開某些人口中的「政治化」因素，為了某部分人從對外通關獲利，犧牲需要對內通關的人和行業，其實也是一個不能忽略的政治經濟學問題。
更重要的是，既然有些人不斷強調「去政治化」，為何又不從醫學角度探討一下，病毒在疫情期間因在海外傳播而不斷變種，香港即使像所謂的專家估算一樣，有幾百萬人染疫，其痊癒後所產生的抗體，能令他們免受新變種感染嗎？支持先對外通關的人又如何保證，未來假若出現的新變種，誰能保證重病率和致死率都比現在的omicron低？
除此之外，所謂專家雖積極鼓勵市民接種疫苗，特別是復必泰，但第五波的疫情不是已經證明，疫苗對於預防感染的能力極低嘛？與此同時，率先改行「與病毒共存」對外通關的新加坡，其數據便顯示新冠病毒每出現一次不同的變種，便會來一波確診數字急升。綜合上述各種因素，率先對外通關又怎會像某些人所言，「不會增加香港的爆疫風險」？
這又引伸出另一個不能忽略的政治經濟學問題：便是香港作為貧富嚴重兩極化的社會，窮人和富人的居住密度、生活圈子，乃至染疫後可獲得的醫療資源，都會有所不同。第五波疫情爆發之初，便曾有數據顯示，大規模爆發的機率，跟社區的居住密度有關，當中草根階層集中居住的社區，感染數字遠高於富人區。雖然暫時未有人整理數據，調查死亡個案當中的貧富比例，但是我們從感染數據已可預料，死亡率跟財富多寡成反比例。
由是觀之，在疫苗缺乏預防感染能力、病毒變種便有機會帶來新一波疫情，確診數字急升便可能帶來新一波的公共醫療系統擠兌，而草根因居住環境和密度關係，感染機會率較高，對於公共醫療系統的依賴度又高於富人，香港若貿然對外通關，不是變相等於拿窮人的命，換取另一批人有機會賺取更多鈔票嗎？是否，應否率先對外通關，跟愛不愛國、政不政治化無關，而是我們這一個社會，是否應該做出如此損貧益富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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