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岩：對布林肯對華政策演講的幾點看法
美東時間5月26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受亞洲協會之邀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發表演講，概述拜登政府的對華政策。此次40餘分鐘的演講大體上重申了拜登政府上任後的對華政策方略，提出以“投資、協同、競爭”（invest, align, compete）為核心的對華勝出戰略，透露了未來一段時期美國對華政策的基本趨勢和特點。
布林肯此次演講凸顯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新兩面性”。一方面，布林肯老調重彈，宣揚中國挑戰的嚴峻性，聲稱中國是“對國際秩序最嚴峻的長期挑戰”，是“唯一既有重塑國際秩序的企圖，又有不斷增強的經濟、外交、軍事和技術實力做到這一點的國家”，表示美國將強化對華“競爭”，而且需要“勝出”。另一方面，布林肯又信誓旦旦地宣稱美國“沒有尋求衝突或新冷戰，相反我們致力於避免這兩點”，同時美國“不謀求阻止中國發揮作為一個強國的作用，也不阻止中國增強經濟或推進其人民的利益”。
上述政策宣示，既想對華強化競爭，又希望對中美競爭態勢進行戰略性管控，避免中國針對美方打壓做出升級性反制；既將中國發展看作最大挑戰，又宣稱不會阻擋中國走向強國之路及維護自身利益。不得不說，上述宣示彰顯了美國當前對華政策中的一廂情願和虛偽之處。
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的這種“新兩面性”特徵，既源於其對無法主導中美關係進程的長期憂慮，也更多地反映出美國朝野對中美關係的“複雜性”逐步加深了認識。自特朗普政府以來，美國對中國的經貿戰、科技封鎖、地緣圍堵、意識形態施壓等種種舉措，不僅難以全盤實現其既定戰略目的，反而將中美之間、中美關係與更廣泛國家關係之間的複雜聯繫彰顯出來。例如，經貿戰並未實現中美經貿聯繫的切割，卻愈發增大了美國國內通脹壓力，使得取消對華關稅成為美國的現實利益需求，成為相當多利益群體的重要政治需求。又如，無論是應對氣候變化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性挑戰，還是面對俄烏衝突等地緣政治問題，美國顯然都無法離開中美協作，美國也無法期望一面對中國競爭打壓，一面又能獲得中國的戰略配合。正因為這些複雜性，布林肯此次演講將中美關係稱為“當今世界上最複雜和最重要的關係之一”，承認“美國和中國在可預見的未來不得不應對彼此”（deal with each other）。
美國對華戰略下階段將重點轉向“體系施壓”。由於中美關係的高度複雜性，美國過去幾年對中國實施的諸多打壓舉措都難以實現美國的戰略盤算。拜登政府要員多次宣稱“不尋求改變中國”、“不尋求改變中國體制”，這反映了其對前期對華戰略無效性的認知。布林肯在演講中承認美國改變中國行為的能力有限，宣布將重點轉向“塑造圍繞北京方面的戰略環境”。可以預期，美國下階段的對華重點將是通過“體系壓力”來尋求競爭。
一方面，這種“體系壓力”依託於美國傳統的盟友體系，也即布林肯所稱的“協同”戰略。通過改善與傳統盟友的關係（例如美歐關係），改造盟友發揮作用的功能領域（例如北約職能範圍的擴展），拓展盟友間的聯通（例如美日印澳機制和“奧庫斯”機制），拜登政府尋求依託盟友優勢形成對中國的全面壓力。另一方面，這種“體系壓力”也將來自於美國更注重通過既有國際體系來限制中國行為，即布林肯所稱的“國際法、協議、原則和機構”。這也是拜登政府全面回歸國際機制，並尋求通過建立更多“小圈子”以實現推回（push back）中國影響、擠壓中國存在、遏制中國發展空間的核心戰略設計。
中美長期博弈的前景從根本上說取決於兩國誰能保持良好的發展態勢。布林肯將“投資”作為美國對華方略的首要，宣稱美國將投資於“國內的實力根基——我們的競爭力、創新力以及民主”。結合其政策實踐看，美國對華戰略意圖已經愈發清晰，競爭手段和工具漸次顯露，同時美國也更加清晰地統籌對華施壓的現實舉措和長期謀劃。在當前世界形勢動蕩變革的大背景下，能否保持聚焦發展的戰略定力，能否避免戰略性誤判和失誤，能否有效預判和防範各類風險因素，將是決定中美長期博弈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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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