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介嶺：國家反腐香港當貢獻「港人智慧」
近日來，唐山惡霸打人事件人神共憤，網路一片喊打，觸發了實名舉報官黑勾結禍害百姓事件。唐山市委、市政府也痛定思痛，查漏洞、補缺點、強弱項，發起了聲勢浩大的夏季社會治安整治「雷霆風暴」專項行動，努力提升社會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水平。
為方便群眾告狀，唐山市開通了固定電話，專門受理專項行動舉報，並將唐山市公安局信訪接待處作為舉報地點，舉報內容包括對違法犯罪進行包庇縱容，失職失責的違紀違法行為，以及其他嚴重影響群眾安全感、滿意度的違法犯罪行為，共計六大類別。
短短幾天，唐山冤情沖天。據報道，6月14日，有百餘名市民來到公安局門口，排起長龍喊冤叫屈，有的群眾早上7點就到現場排隊，等了4個小時還沒能進屋反映上問題，市民百姓趁勢揭發奸慝、伸冤理枉之急切於此略見一斑。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中央集黨和國家之力、動員全社會廣泛參與的三年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後的今天，唐山市仍發生如此觸目驚心的「燒烤店打人」案不是偶然的，而是反映了該市日常管理出現了漏洞，背後有無「保護傘」有案不立、立案不查、查案不力，包庇、縱容黑惡勢力犯罪值得刨根挖底，查個水落石出。
古今中外，吏治歷來在國家政治中起着核心作用。「吏治之清濁，關係民生之休戚」，關係中華民族興衰成敗。治國必先治吏，無論是光武中興，還是貞觀之治，抑或康乾盛世，都離不開吏治清明。毫不誇張地說，吏治則國治，則海晏河清，萬象升平，人民安居樂業，經濟社會繁榮昌盛。
6月17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體學習時一針見血地指出，反腐敗鬥爭關係民心這個最大的政治，是一場輸不起也決不能輸的重大政治鬥爭。毋庸諱言，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的反腐敗鬥爭取得了壓倒性勝利並得到了全面鞏固，但形勢依然嚴峻複雜。
歷史證明，凡衰亂之世，無不與吏治廢弛有關。建設清廉中國，是全黨、前途命運、全國人民的共同責任。「治亂之要，其本在吏」。如何在新形勢下加深對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的認識，讓黨員幹部因敬畏而「不敢」腐、因制度而「不能」腐、因覺悟而「不想」腐，成為擺在執政黨面前的一道世紀大考。
平心而論，平民百姓對一些位高權重官員的貪腐往往不會有切膚之痛，而公檢法司、工商、稅務、教衛等與民生關係密切的職能部門代表的是党和政府的臉面、國家的形象，一旦出現腐敗，更容易直接侵害老百姓的權益,敗壞世道人心，導致社會矛盾激化，也正是這一特徵決定了較之以「打虎」，很多時候「拍蠅」更直接關乎人民群眾的幸福感、安全感、獲得感。
必須看到，「腐敗是黨內各種不良因素長期積累、持續發酵的體現」，能否果斷清理風險隱患大的行業性、系統性腐敗，有效防範化解腐敗風險及關聯性經濟社會風險，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民運，關係到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要剷除滋生腐敗的土壤，首當引導公職人員「先正其心」，構築拒腐防變的思想堤壩，「咬定青山不放鬆」，不在燈紅酒綠中迷失方向。
遙想當年，宋太宗趙光義為整頓吏治，親頒「戒石銘」於府州縣，上刻從後蜀末代皇帝孟昶對臣下訓誡文書中摘出的十六字告誡官員：「爾俸爾祿，民脂民膏，小民可謔，上天難欺。」然而，即使是孟昶本人仍然是反腐失敗者，其即位之後，起初雖頗勤政事，整頓朝綱，勵精圖治，終因用非其人，治國理政失之於寬，朝野賄賂公行，貪贓枉法，又嬖幸寵妃，奢縱無度，自啟戰釁，終坐致淪喪，為北宋所滅。
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皇權至上的封建時代，法治難敵人治，這種亡國結局也是必然的。「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歷史教訓告訴我們，在中國這樣一个大國，封建殘餘仍然根深蒂固，封建主義的思维模式、行為定式仍有巨大的歷史慣性，在一定範圍和某些行業裹上現代外衣陰魂不散，成為影響國家長治久安的社會逆流。
顯而易見，我們要剷除腐敗土壤，跳出治亂興衰的歷史週期率，僅靠思想教育是遠遠不夠的，還須標本兼治，重典懲貪，強化剛性制度約束，懲防並舉，在堅定不移「打虎」、「獵狐」的同時，深化重點領域反腐敗工作，抓早抓小，以零容忍態度堅決打擊嚴重損害黨的執政根基的腐敗行為，發現一起，處理一起，依法從重從快「拍蠅」，尤其是人民群眾深惡痛絕的綠頭蒼蠅。這方面，從制度設計的技術層面看，香港警界由亂及治的經驗不無借鑒意義。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社會公職人員貪污成風，特別是警務人員漸趨「流氓化」，警黑勾結，貪贓枉法，收受「黑錢」司空見慣。儘管沒有人正式承認，事實上，貪腐是不少公職人員的一種生活方式，「就像晚上睡覺、白天起床刷牙一樣非常自然」，大家心知肚明，老百姓亦習以為常，就像內地一些醫生收受紅包，普羅大眾早已見慣不怪，幾乎成為行內的潛規則，不送心裡還覺得不踏實。
香港掀起廉政風暴的導火線純屬偶然。上世紀70年代初，香港一位名叫彼得·菲茨羅伊·葛柏總警司在加拿大一家銀行的例行帳戶查詢時東窗事發，最終查實受賄金額多達430萬港元，而葛柏從1952年從警到1973年的合法收入應為76萬港幣，財政狀況明顯與官職收入不相符，引起輿論一片譁然，香港大學生上街遊行，打出了「反貪污、捉葛柏」的大幅標語。
葛柏案案發於1971年，由於負責調查的反貪室是內設機構，致使葛柏案長達兩年未能取得明顯進展。在這種背景下，一個獨立的反貪機構香港廉政公署應運而生，其辦理的第一個案件便是葛柏案。長期以來，葛柏充當黑社會的靠山，瘋狂斂財，最多時平均每月收賄多達3萬多港幣，行賄者包括歌廳、妓院、麻將館、鴉片煙檔等黃賭毒館所，遍及九龍、港島、新界和離島各地，還有警員為謀肥差不惜重金賄賂。
逃亡英國的葛柏最終被引渡回港，1975年2月被維多利亞法院判決有罪，鋃鐺入獄。至1976年。廉署在成立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即在警務系統挖出了近20個貪污集團，數百名警員受到懲處。之後，面對廉署鐵腕反腐引發的警廉衝突，1977年11月5日，時任港督麥理浩宣佈對1977年1月1日之前警員的貪污行為既往不咎，與此同時，立法局通過緊急法令授權警務處長立即開除不服從命令的警員。
自此之後，香港警隊由亂及治，愈來愈風清氣正，普羅大眾對貪污的態度也由無奈接受轉變為公開唾棄和積極舉報，香港進入廉政新時代。如今的香港，早已從一個貪腐嚴重，消防員救火、救護車救人都要收取賄賂的污糟社會發展成為連續亞洲排名前三的全球最廉潔地區之一，在「透明國際」公佈的2021年廉潔指數排名中高於日本，在亞洲僅次於新加坡，香港警隊也憑藉專業、文明、高效的執法，被譽為「亞洲最佳」警務機構。
全國政協副主席、前任特首董建華盛讚：「香港以廉潔的公務員隊伍和公平競爭的營商環境稱譽海外，廉政公署實在居功至偉。」當然，絕對的權力容易導致絕對的腐敗。為了防止廉署重蹈警界貪腐覆轍，港府另設了貪污問題諮詢委員會、審查貪污舉報諮詢委員會、防止貪污諮詢委員會、社區關係市民諮詢委員會四個監督機構獨立於廉署之外，由政府相關人員以及民間人士組成，其中貪污問題諮詢委員會負責對整個廉政公署進行監察，另外三個委員會分別監察行動處、防止貪污處和社區關係處，發揮了良好的權力制衡作用。
黨和國家反腐任重道遠。港人素有深厚的愛國主義傳統，與祖國心連心。作為祖國大家庭中的一員，香港的事就是國家的事，國家的事同樣也是香港的事。在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的前所未有的反腐倡廉鬥爭中，香港社會各界，尤其是政界和學界，應積極參與，為黨和國家全面打贏反腐敗鬥爭攻堅戰、持久戰貢獻「港人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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