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香港需要重新定位 保障國際金融中心
中評智庫基金會董事王平出席由中評智庫基金會、中國評論通訊社主辦的思想者論壇“香港回歸25週年的回顧與展望”並發言表示，香港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角色由於政治和經濟等主要條件已經發生較大的變化，因此需要重新定位，重點保障金融中心。
王平指出，香港囘歸25年，就一個前所未有的制度安排與實踐而言，無疑是成就巨大的。“一國兩制”的根本方針長期堅持，即使面對美西方勢力的惡意挑戰，依舊不改初衷，顯示了博大的胸懷與戰略定力。但是就香港在國家發展戰略中的角色而言，由於政治和經濟等主要條件已經發生較大的變化，所以香港需要重新定位。祗有定位清晰了，才能圍繞這個定位設置或尋求政策配套，香港也可以順應這個定位，謀求更好的發展。
王平從香港的定位和目前出現的隱憂，分析出香港面對六個重大變化。第一，國際環境變化了。以往美歐日等西方國家的工業產品設計水平遠在非工業化國家包括中國內地之上，推動全球化有利於這些發達國家通過產業轉移獲得成本、稅收和環保方面的優惠，進而獲得更大的利潤。但是當中國內地從低端的世界工廠向中高端提升，發達國家在他們自己創造的全球化浪潮中，在利潤的獲取上逐步失去了優勢；如果不改變遊戲規則，在可見的未來很難扭轉這種態勢。所以，一群以往極力推動全球化的發達國家紛紛強化關稅壁壘，逆全球化又成為浪潮。而航運與轉口貿易作為曾經的香港經濟的四大支柱之二，其重要支撐就是全球化浪潮；當逆全球化暗流湧動時，香港則不可避免地會受到負面影響。
第二，經濟支柱變化了。香港經濟曾經對中國內地產生巨大影響，不僅大量資金來自香港，很多生產技術、經營模式、企業管理經驗都對內地重夯工業化基礎、快速推動工業化進程發揮了重要的促進作用。香港作為當時中國大陸還基本沒有的集散港，為中國內地經濟的向外拓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那個階段，香港不僅是區域性國際金融中心，四大經濟支柱除了地產，還有航運中心和轉口貿易中心，而金融中心正是因為有了航運和轉口貿易才有了堅實的支撐。改革開放早期，香港四大經濟支柱中的航運氣勢宏大，曾經多年蟬聯貨櫃吞吐量世界第一；無論形態、理念還是規模，都令世界矚目。而轉口貿易，受益於內地工業化進程與生產能力的迅速提高，為香港經濟賺取了大量利潤。但是隨著內地經濟的迅速發展，這兩個支柱無論從產業規模還是技術水平上，都已經不再具備優勢甚至落後了，且成本居高不下。前幾年被視為新的經濟支柱的旅遊，其實主要的支撐來自內地遊客。客觀地說，隨著內地開放水平的全面提高，無論航運還是貿易，香港在中國的整個產業鏈中的重要性下降了。特殊的政治條件對香港支柱產業的塑造，也隨著特殊政治條件的改變而弱化了。香港對國家整體戰略的影響，有越來越單一化的趨勢，金融服務業目前基本上是一枝獨秀。
第三，中美進入極限相持階段。美國精英層很明顯已經形成共識，就是未來唯一可能動搖美國世界第一地位的祗有中國。如果說1980最早喊出“讓美國再次偉大”的里根更多地是為了感性的吸引，2016年特朗普則用這個口號表達了與中國爭鬥到底的決心。王平說，在2019年11月參加一個研討會的時候，就以“極限相持”為標題描述中美之間已經展現的這種狀態。所謂極限相持，簡單而言就如同兩個長跑選手，在靠近終點且難分勝負的時候，纏鬥是最激烈的：因為雙方都有機會，所以都會將自己的能量發揮到極限，極盡所能壓制對方。在這個勝負尚不明朗的“極限相持”的階段，雙方的爭鬥欲望最強，也是最容易出現衝撞等意外的階段。祗有當雙方分出高下、拉開距離，這種“極限相持”的強度才會下降。而西方領導世界幾百年的歷史終結者也很可能是中國，參與“極限相持”階段纏鬥的將不僅僅是美國，美西方聯手遏制中國復興的態勢也很明顯。
第四，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進一步凸顯了。香港經濟規模佔國家總體經濟規模的比例大幅下降，據相關資料，1993年香港的GDP佔當時中國內地GDP的27%，如今應該不到2.7%。就是說，香港在國家經濟中所佔的份額變了，全球化時代高度有利於航運與轉口貿易的國際環境也變化了，中美之間的競爭強度提高也不可避免地影響香港。而在香港的航運中心和轉口貿易中心這兩個經濟支柱弱化，香港的房地產市場與內地沒有太大直接關聯的情況下，香港作為金融中心的地位反而是更加凸顯。
第五，香港工業化的條件改變了。以2002年摩托羅拉關閉香港工廠為標誌，香港失去了向高端製造業發展的最後機遇。從目前的研究看，跳躍式的工業化發展是難以真正實現的，香港第一次工業革命水平的製造業都轉移到了內地造成空心化，第二次工業革命水平的產業無以為繼。就目前的人力資源水平與人工成本看，香港的人力資源水平相對適合第一次工業革命水平的製造業，但是香港的人工成本早已經達到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水平；就是說，想讓一批已經收取第二次工業革命薪水的人力回過頭去接受第一次工業革命階段較低的工資水平，是非常困難的；而香港只能滿足第一次工業革命水平的人力資源也難以支撐第二次工業革命水平對創新發展的知識需求。因此，香港再工業化的機會微乎其微，只能通過融入大灣區來實現改善。
第六，美英打壓香港的心態更加強烈。經過2014年的“佔中運動”，特別是2019年的香港“黑暴”，美西方通過搞亂香港經濟與政治以牽制中國崛起，或控制不住就將之毀壞的意圖非常明顯。中國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通過頒佈實施香港國安法，對穩定香港的政治環境產生了定海神針的作用。由於在目前的政治環境下，美英等境外政治勢力對香港已經難以置啄，“攬炒”的心態應該會更加強烈；而對接受中央全面管治的香港而言，如何加強建設以實現“長期繁榮穩定”，就成為更加迫切的任務。
香港角色需要重新定位
王平表示，香港囘歸之前的定位是非常明確的，就是在中國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的前提下實現平穩過渡，一切都是以此為中心。而且，當時的內地對於管理一個在經濟發展水平、國際認同程度遠高於自己的香港，缺乏足夠的信心，也真心希望港人能夠自己治理好回歸之後的香港。
王平認為，在後過渡期強調“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並在回歸之後相當長的時間裡以此為宗旨指導香港的定位與發展，從探索的角度看是合適的。但是隨著內地的經濟發展、科技進步，以及國際政治與經濟環境的變化，香港如果繼續“以不變應萬變”，不能通過對自己的重新定位進行適應性調整，無論對國家、對香港，都是不利的。因此，面對上述變化了六大狀況，國家需要對香港有一個再定位或者說新的精準定位，而不是長期使用籠統的原則性表態。
香港對內地最重要的功能在於國際金融中心
王平表示，香港長期以來都是內地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資來源地。截至2020年底，來自香港的實際使用金額累計達13，013億美元，佔全國總額56%（香港貿發局資料），因此香港的金融安全對中國的經濟安全極其重要。對於這個的重要性，不僅中國內地和香港看得到，美英作為現代金融業的領軍者也不可能看不到。在中美進入極限相持階段的今天，從俄烏戰爭的現象看，美國對於擊垮對手的欲望極其強烈，動用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因此，動用金融手段遏制中國進一步發展，應該是可以的選項。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已經遭遇挑戰
王平談道，近期香港紛傳大量涉及金融的專才與公司移往新加坡，輿論開始關注香港會不會“被失去”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問題。中評智庫的大數據也專門就人才的空巢化問題，做了數據搜集與分析。
第一，動搖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符合美國戰略亦有利英國發揮影響。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對中國內地非常重要，在中美極限相持的競爭狀態下，以新加坡替代香港有利於美國的重返亞洲戰略。以前港英政府直接管治香港，將香港作為亞洲的金融中心無疑對英國更為有利，英國能夠通過為內地迅速發展的製造與貿易提供服務直接獲利。但是中國恢復行使主權之後，特別是在中央落實對香港的全面管制權、制定香港國安法的情況下，英國對香港的影響力無疑已經大幅下降，而新加坡目前依舊是英聯邦國家，在政治體制與“親緣”上就超過了香港。美英目前對香港問題已經無緣置喙，打殘香港、扶持新加坡就很可能成為美英刻意推動的戰略規劃。
第二，新加坡金融業表現異常。有資料稱，2021年新加坡外匯期貨交易1.52億美元，自2019年就獲得了全球第三大外匯市場的地位；2021年底離岸人民幣存款規模達到2000億，取代香港成為最大離岸人民幣交易中心；2021年金融服務業就業人員創造了近一萬個新增崗位，這對於人口五百七十万的新加坡來說是不成比例的。
第三，替代的意念並非今天才有。九七之前，中英聯合聯絡小組曾經就國際仲裁中心、多邊投資擔保機構等問題達成相關協議，但當時就盛傳英國有意將國際仲裁中心移往新加坡。當時普遍認為，如果缺少了國際仲裁中心，香港對內地的銀團貸款會受到重大影響。既然最後是通過協議保留了香港的國際仲裁中心地位，說明為了打消這個替代的念頭，雙方是有商討及利益交換的。就是說，從戰略謀劃的角度看，用新加坡取代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設想並非今天才有，英國當時就有用新加坡取代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某些功能的意圖，只不過現在的幕後主導變成了美國。
新加坡具有取代香港的主客觀條件
王平認為，新加坡替代香港的威脅是否存在，是需要認真對待的。至少是需要通過系統而細緻的調研，對這個問題做出判斷。
第一，新加坡本身具有取代香港的客觀條件。比如新加坡自然條件與香港類似，地理上的經度位置與香港近似，同樣可以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紐約、倫敦的中繼站。在氣候上、地形上都與香港類似，且華人佔社會主流。新加坡政治體制與美西方更加接近，而全球金融體系是美西方建立與掌控的。客觀而言，從很多金融從業者個體的價值認同，與金融公司的業務安全，包括英美對新加坡能夠施加的影響力等因素，在目前的情況下有利於新加坡。
第二，新加坡通過主觀努力創造的營商環境不在香港之下。其中的一個關鍵，是多年來新加坡政府對人才的引進與挽留政策遠較香港為佳，因此部分香港的金融從業者和金融公司流向新加坡，是可以理解的。且新加坡長期以來亦有與香港在金融領域一較高下的雄心，一直在金融領域頗為努力。
第三，香港的金融中心功能可能被美國當做棋子。從俄烏戰爭看，美國以及北約國家，對俄羅斯的制裁堪稱無所不用其極。美國為了維護世界老大地位與美元霸權，對中國已經開始全面圍堵；且從特朗普與拜登至今對中國的所做所為來看，將香港當作一個棋子是完全可能的。如果將香港剔出SWIFT國際結算系統，會給中國內地經濟造成沉重打擊，就不能排除美國會採取這種手段。
第四，東南亞製造業與貿易的擴張夯實新加坡金融業的基礎。金融業需要實體經濟及大額貿易的支撐，而在製造業從中國內地外移，東南亞的製造業與貿易對金融服務需求大增的情況下，金融機構選擇作為英聯邦國家之一的新加坡替代香港，可以在相當程度上彌補遷移造成的損失。
需要精準調研新加坡在金融業方面的異動
王平說，雖然相關專家對美國會不會最終動用“金融核武器”，將香港剔出SWIFT國際結算系統有不同看法，主要理由是美英在香港都有巨大利益，如果將香港剔出，美英本身的損失太大。但依舊處在“極限相持”的狀態下，主要取決於美國如何評估將香港剔出美元交易系統對中國經濟的打擊成效。目前數量不詳但是已經引起社會關注的金融人才與金融機構外移新加坡，到底是疫情封關的短期影響？是國安法引起的安全擔憂？還是美英等西方國家刻意推動的戰略替代？目前還不能貿然定論，但是必須引起高度重視，精準調研與統計，然後作出判斷。
王平建議，北京應該迅速組織中央金融職能部門與香港金融機構組成小組就香港金融人才與金融機構遷移新加坡的現象展開專題研議。香港經濟與金融機構負責人，組織人手迅速搜集、提供準確的香港金融人才與金融機構、相關機構遷移新加坡的數量與質量；在精準獲取香港金融人才與金融機構、相關機構遷移新加坡的數量與質量的基礎上，中央與香港共同作出判斷並研議對策：
第一，人才與機構外移對香港金融業已經產生的實際影響？並確認這是個人或機構的短期避險行為，還是美英意圖以新加坡逐步取代香港，為中國與美西方競爭到一定程度時將香港剔出SWIFT國際結算系統，暗中提前實施推動的戰略佈局？
第二，如果確認是個人或機構的短期避險行為，香港需要研議在挽留金融人才與金融機構、相關機構方面，應該做出那些改善？
第三，如果確認是美英刻意推動的以新加坡取代香港的戰略佈局，中央則要會同香港商議並共同制定對策，甚至在某些方面獲得中央高層允許的特別政策支持，以遏制美英佈局的實現，包括相關問題的介入與妥協。由於涉及中美中英等國家力量的博弈，需要高層級領導進行協調指揮與落實。
王平總結道，2017年4月他參加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的研討會時，論文的題目是《中華民族復興需要一個什麼樣的香港？》，探討北京需要明確國家要一個什麼樣的香港？香港對國家的最重要作用是什麼？就是說，面對變化了的諸多條件，在香港需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大背景下，香港需要重新定位，並且圍繞這個定位設置政策與策略。但是至今，還是沒有一個明確、嚴謹、全面的系統論述與規劃。他強調，香港需要重新定位，而從目前的狀況看，重中之重就是保障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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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中評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