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彌昌： 奇怪的戰敗：1940年法國戰役與香港
近來香港在與新加坡的對弈中幾乎每戰皆北、節節敗退，箇中原因自然是一言難盡，卻令人聯想到1940年法國戰役，堂堂大國法國居然在短短6周便輸掉了戰爭，淪為納粹德國的附庸國。研究者紛紛為這場仗冠上「奇怪」之名，即使戰役是以軍事層面為主，但當中在決策、行政、管治方面的教訓，仍值得香港深思。
最先為1940年法國戰役冠上「奇怪」之名的，是法國史學家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所著的《奇怪的戰敗》（Strange Defeat，1940年）。 該書主旨是法國的領袖們未意識到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 戰爭的節奏已經改變──換句話說，法國領導人仍在打上一場戰爭（即一戰），無法以二戰的新角度來思考。
過時的制度及觀念
我們也清楚，香港一直以來都奉行「大市場、小政府」的模式， 採取自由放任政策，說穿了就是政府的角色和能力其實都非常有限。當年以如此條件創造出香港奇蹟，固然是殊不簡單，但時移世易，人家新加坡政府早已進化成產業型政府，相反香港這邊卻什麼都推動不了。情况就像法國仍死抱着一戰的觀念，可是德國早已奉行閃擊戰和機動作戰了，導致政府連該有的合理性也逐漸喪失。
近日政府着手進一步放寬檢疫，期望航空業復甦，豈知航空公司招聘反應相當冷淡，令不少航班復飛無期，日後航班目的地及班次勢將減少。中大商學院航空政策研究中心高級顧問羅祥國指出，「香港幾時先至能夠恢復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呢，其實係靠晒國泰」，因此建議政府應更積極扮演統籌及監督的角色，言下之意即是說政府沒有做好相關工作。
事實上，現屆政府的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長丘應樺，曾擔任國泰港龍航空行政總裁，為何連與國泰航空的基本統籌工作也做不好，實在是匪夷所思。
當然，港府如此「淡定」也非毫無道理，畢竟香港一直享有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空樞紐等地位，而且背靠祖國，有祖國這龐大後盾，令政府認為香港只消重新與國際通關，這些獨特優勢便可恢復並持續發展。之不過，1940年的法國又何嘗不是這樣？當時法國擁有英國遠征軍這強大後盾，其39萬兵力已部署在法國與比利時邊境，可隨時給進犯的德軍一個迎頭痛擊。此外，法國還建造了固若金湯的馬奇諾防線，沿着法德邊境阻止德國入侵，同時將德軍的攻擊局限於比利時一帶，以便英法聯軍以最精銳的部隊迎擊德軍。
港府的馬奇諾心態
法國的部署非但沒有令它避免重蹈一戰的覆轍，最後反而幾近亡國，這與法國當局的「馬奇諾心態」有絕對關係。 法國花重金建造馬奇諾防線的背後，實際上反映出法國最高統帥部拒絕策劃一場進攻性的戰爭，以及拒絕接受一戰後出現的新科技和軍事理論這事實。所以法軍在失去了攻勢精神的同時，只能乞靈於宣傳，試圖讓國民和世界──尤其是德國人──相信馬其諾防線是無懈可擊的。如此大事宣傳雖能讓法國人安心，但對阻止德國入侵卻沒有多大幫助。
港府的作為與法國行徑可謂如出一轍：當香港急需部署全面與國際通關的時候，政府卻只顧搞期望管理，令人費解。早前行政長官李家超親自下令眾官唱好「0＋3」（入境免隔離及只須3天醫學監察）並為「0＋0」降溫，意圖延長「0＋3」的效用，以冷卻社會期望；亦有傳政府向專家們提出要封口，不要再推動「0＋0」。這裏除了看到政府喪失攻勢精神、不思進取之餘，亦看到政府只顧尋找支持其假設的證據，不願相信不符合期望的報道，並以硬命令代替專家評估，在決策面上已亮起了紅燈，足以將香港導向災難。
新加坡的「閃擊戰」
相反，新加坡卻在打閃擊戰──在敵方陣線撕開了一個缺口後便迅速大舉湧入，將敵軍封鎖在口袋裏，再以後續部隊殲滅之。不過，閃擊戰的真正關鍵在於令敵人失去判斷力（disorient），使之無法重組和反擊。觀乎港府早幾周放寬檢疫的決策，是在本港舉行的大型國際活動及賽事亦紛紛取消或移師其他地方舉行後，最後眼見日本、台灣等地大幅放寬檢疫措施，面對市民、商界、政界和專家顧問的龐大壓力下，倉卒地推出「0＋3」。過程中港府方寸大亂，任由新加坡予取予攜、逐個擊破，造成防線不斷後撤，至今仍未能擬定對外復常的時間表與路線圖。兩者的政治指導高下立見，雙方水平明顯已出現「代差」（generation gap）。
新加坡的「作戰計劃」也與德軍的作戰計劃（「黃色行動」）有異曲同工之妙。「黃色行動」的目標是引誘盟軍主力，北上進入法國北部和比利時迎擊德軍，而德軍主力裝甲部隊則穿過南方防禦鬆散的阿登山區，長驅直入盟軍後方，以巨大的鉗形運動切斷盟軍補給與通訊，並將之包圍殲滅。這次新加坡表面上是以奪取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為目標，但真正的主攻方向卻是掏空本港人才，以及摧毁香港的國際航空樞紐地位──假如外資與人才都遷離香港，香港的國際航空樞紐地位不再，那麼失卻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亦只是時間問題。
美國史學家Ernest May在其著作《奇怪的勝利》（Strange Victory，2000年）中，以決策和情報角度來探討德軍的勝利。他指出即使納粹德國的軍力明顯不如法國及其盟國，它卻利用了1940年代法國政府的思維模式和習慣來打敗法國。他突出了德國情報官Ulrich Liss在制定作戰計劃中所扮演的角色：Liss認為盟軍會派其主力衝進比利時，並部署較弱的部隊來守衛阿登地區；最重要的是，盟軍在重新調動部隊以應對德軍的主要攻勢時將會非常緩慢。最後這3個推測都證明是正確的，法國政府的短視、決策緩慢、計劃不周和思想陳舊皆被他看透。事實上，盟軍在德軍1940年5月10日展開攻勢後，花了4天才搞清楚德軍的主攻方向；但到了16日，法軍基本上已無法反應，瀕臨崩潰。
港府的「決策赤字」
May在《奇怪的勝利》的結論中指出，無論何時何地，行政判斷都要回答3個問題：「在發生什麼事（what is going on）」、「所以呢（so what）」和「要做什麼（what is to be done）」。執行判斷的過程愈好， 便愈會多次提出這些問題及測試結果，直至找出第三個問題的滿意答案。直到1940年中，德國政府在「所以呢」和「要做什麼」的答案不斷改變之下，反覆審視了「在發生什麼事」；然而這在法國和英國政府中並沒有發生。英法兩國領袖並沒有陳述他們的假設或訴諸辯論，他們是先做了選擇，然後就對之閃爍其詞，或為「要做什麼」先行預設好「在發生什麼事」的首選答案。結果當然是差之毫釐、 謬以千里，最後換來了法國的淪陷。
香港新一屆政府上任百日，對於放寬入境檢疫，特首李家超強調任何措施都要有序及穩妥，不可帶來混亂，否則會適得其反，欲速而不達。這究竟是閃爍其詞，抑或是按部就班，很快便有分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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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明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