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比爾 法赫米：中國的國際責任與機遇
上世紀 70 年代末，我被任命為埃及駐日內瓦聯合國代表團成員，在萬國宮處理國際安全問題和裁軍問題。作為一名年輕的埃及外交官，當我目睹蘇聯和美國代表激烈爭論和宣傳核威懾，特別是「相互確保毀滅」的戰略邏輯、可持續性和內在威懾價值的時候，我很快就感到了震驚。當時，中國尚未加入該委員會。
這些概念聽起來很詭異，和好萊塢電影《奇愛博士》和危險的俄羅斯輪盤賭遊戲更相關——後面二者都缺乏理性思維或明確可評估的環境。
讓我和許多其他人感到滿意的是，明智的美國和俄羅斯領導人很快意識到這些理論和概念的謬誤之處，以及戰略軍事誤判甚至由於人為或系統錯誤導致的意外核戰爭存在的嚴重潛在危險。80 年代和 90 年代，這兩個大國認真持續地展開接觸，以限制核武器庫存的增長，使核武器不再瞄準彼此並建立危機管理系統。
《削減戰略武器條約》（START）、《削減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SORT）、《中程核力量條約》（INF）和《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PTBT）的談判結束並生效，表明美蘇雙方都認識到，炫耀和威脅使用核武器是既不明智也不安全的政策。遺憾的是，這兩個擁有最大軍事武庫的大國未能同意從各自武庫中消除核武器，或者全面削減或禁止使用核武器。值得注意的是，有報道指出，在 1986 年 10 月 11 日至 12 日的雷克雅未克峰會上，美國總統列根和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實際上就這些遠大的目標達成了一致意見，但兩國的相關機構隨後放棄了這些共識。最終，兩國在1987年簽訂《中程導彈條約》 （INF）。
數十年來，這兩個大國採取全球核遏制政策，堅持自己保留核武器的權利，同時勉強接受了聯合國安理會其他常任理事國法國、英國和中國的獲得核武器的現實。
然而，我們最近幾個月看到，經過幾十年的剋制，俄羅斯和美國再次在核武器方面劍拔弩張。普京總統在接受俄羅斯媒體採訪時表示，他的國家擁有「各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並將「使用我們一切可用的手段」。他還補充說：「我不是在虛張聲勢。」歐盟的約瑟夫·博雷爾表示，烏克蘭戰爭已經到了「危險的時刻……（普京）威脅使用核武器是非常糟糕的。」俄羅斯政府一再否認普京或任何政府官員明確提出過此類威脅。儘管如此，我們正處於險象環生的時代。事實上，美國總統喬·拜登將普京的核威脅稱作「對核不擴散制度的魯莽漠視」。當被問及如果俄羅斯使用核武器，美國將採取哪些應對措施時，他表示美國的回應「能夠產生重大結果」 。
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說，面對全球緊張局勢，人類「距離核毀滅，只差一次誤解，一次誤判」 。
國際社會現在必須採取行動，遏制不斷加劇和日益脆弱的核態勢，因為這確實威脅到國際和平與安全。同樣重要的是，針對世界狀況以及當前世界秩序的現實意義和兼容性等問題，聯合國大會瀰漫着負面情緒。
11月4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德國總理舒爾茨。經過廣泛討論後，兩位領導人宣布他們「反對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倡導核武器用不得，核戰爭打不得。」不到兩周後，習主席和美國總統拜登在 G20 峰會上重申同樣的聲明，強調他們反對在烏克蘭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
我讚揚中國同時參與了這兩項聲明。聯合國安理會是負責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主要機構，中國作為常任理事國，肩負着特殊的責任。這些條件也為中國提供了機會，在混亂的國際社會中發揮顯著作用。目前，國際社會正尋找致力於多邊主義和集體參與的明智領導力量。另外一項益處在於，中國在當前環境下發揮領導作用，將極大地消除針對「一帶一路」等中方重大項目真實意圖的擔憂——這些擔憂被人為擴大，而且證明往往是錯誤的。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表示，在這個「新的動蕩變革期」，經濟領域仍有理由充滿希望。他進一步強調「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沒有改變……」，並引用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話，表示「動蕩戰亂如同打開潘多拉盒子……我們要堅持以和平方式解決分歧。」
關於烏克蘭戰爭，王毅部長重申，「中國支持一切有利於和平解決危機的努力……治本之策是照顧各方的合理安全關切，構建均衡、有效、可持續的安全架構。」
這裏涉及兩個極其重要但並不相互排斥的問題。一是結束烏克蘭危機，二是建立可持續的安全架構。朝此目標的一項行動，是聯合國秘書長在安理會主席的協助下，召集烏克蘭衝突各方建立停火和解決衝突的談判進程。不用說，與烏克蘭衝突有關的國家領導人都會迴避這種活動。
另外一項行動是聯合國通過集思廣益、專家會議等，準備提出「均衡、有效和、可持續的安全架構」。這一架構應與 21 世紀的現實相符，並且能夠反映對國際關係中的集體安全的承諾。它是被採納還是拒絕，將由聯合國及其成員國決定。
聯合國，特別是安全理事會，有責任發揮領導作用。現實地說，鑒於西方常任理事國與俄羅斯之間的緊張關係，我認為短期內無法設想安理會能夠就這些問題做出一致決定。因此，有原則的領導力對於聯合國成功應對我們時代的挑戰至關重要。在這一方面，也是中國提供明智領導力量和支持的良好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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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