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國祥：主體性是香港的命脈
香港終於與內地恢復免檢疫通關，結束兩地隔絕近3年的日子，真是通關難，難於上青天；現在享受通關樂，喜樂之餘也要想想香港在防疫過程中所表露的自我定位問題。
三年的抗疫，香港徘徊於與內地通關抑或與國際接軌之間，左右為難，但鬆緊程度與收放步調比較趨同於內地，而嚴於一般國家走向，後期則鬆綁較慢，而與國際有相當程度與時間的脫節，以致於耽誤了香港的經濟運營與市民生計及早恢復正常。
香港特區政府一直將通關視為緊要事務，不斷跟內地商討通關安排，但都不得要領，即使提出「逆隔離」也通不了關。為了爭取通關，香港防控疫情措施堪稱嚴厲，雖因政治體制與社會型態不同而未完全向內地看齊，但比起世界多數國家，香港算是嚴的了，尤其去年以來各國多已鬆綁，香港腳上還裹著布條蹣跚前進，與其高度國際化的經濟格局不相符應。直到上週，內地抗疫急轉彎，通關才水到渠成，先前也全面放開國境，但比起歐美國家、亞洲的韓、日、越晚了許久，比起新加坡更吃了時間差的虧。
自疫情以來，港府與許多期盼趕緊通關，希望各種限制放寬，以利於更多內地遊客來港，零售、酒店、餐飲等服務業恢復昔日榮景，也有助於許多從業人員的生計。但也必須看到，旅遊業佔香港GDP比重不高，增幅可能因為起點低而顯得強勁，但對GDP增長的貢獻有限，對香港金融與貿易地位的確保也效益不大。香港究竟是北上通關重要抑或國際通關重要，見仁見智，但必須基於本體性立場的思維，不能因為政治考量而傾倒一方。
先前內地厲行動態清零，嚴防死守，確診這比率遠低於香港，深恐香港成為防疫破口，所以放下的幕帷不肯拉起，香港為了獲得允准，不得不嚴厲管控疫情，但一直以來，疫苗接種率、「安心出行」使用率、過境管理嚴密度不如內地、「安心出行」沒有像大陸的紅黃碼具有行蹤追蹤功能。香港為求「通關」而付出的代價十分可觀，而且在經濟考慮之外另有政治考量，中央對香港的通關需求並未比國際上與中國之間的人員流動需求作更多考量，直到北京宣布了新十條後，香港才陡然放棄相關措施，可見「一國兩制」在防疫上並未完全落實，還是以中央的旨意為準，通關與否緊跟中央，自主性與差異性未能充分彰顯。
香港去年中以後雖逐步放寬防疫措施，但鬆綁程度不如週邊國家，所以雖然恢復舉辦一些大型活動，試圖回歸正軌，但部分管制仍產生壓抑作用，難以施展拳腳。比如亞洲最大產品採購會MegaShow，睽違兩年再開張，盛況顯然不如往昔，買家人數銳減。香港為求早日通關而自縛手腳，經濟備受壓制的苦果浮現已久，但都無可奈何。參照新加坡的情況，更讓人不勝噓唏，2022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排名，香港被新加坡超越，GDP衰退至零成長地步，商辦跌價，房市拋售，經濟滑落谷底。尤其可怖的，財管收益下滑，跨國企業總部家數減少，資金和人才不斷撤出，甚至大量流向新加坡，讓人深深為香港憂，更擔心流出者一去不復返。
新加坡是主權獨立國家，具有完全的主體性地位與自主性權限，所以防疫鬆綁早於也寬於香港，去年10月全面解除禁令，沒打疫苗者照樣能在餐廳內用，國際進出完全復常。樟宜機場躍升為2022年亞太最繁忙機場，香港則掉出亞太區前10大。新加坡又沒有通關問題，所以較早落實與病毒共存政策，得以確保其東南亞和亞太樞紐地位，香港相形失色。新加坡去年多了數億美元流入，比前一年暴漲五成以上，其中不少來自大陸和香港，引入的人才眾多，其中不少原先在香港而用腳投票過來的。香港和新加坡都是華人居多，都曾是英國的殖民地，擁有相似的土地面積與經濟規模，經過一場疫情洗牌，外加國安法因素，此消彼漲幅度更大，香港劣勢趨於顯著。
新加坡防疫不涉政治考量，以致精準防疫得以落實。起初也「圍堵」、「清零」，實施熔斷機制（circuit breaker），到後來轉向「與病毒共存」，而從未封關，因為同於香港，同屬開放型經濟體，高度依賴外部的物流和人流，不能失去樞紐（hub）功能，而期封鎖代價太大，經濟必慘遭摧殘。香港政府也瞭然於此，但因背靠祖國，所以考慮較多，無法完全落實主體性思考。新加坡政府官員強調「戰勝新冠疫情關鍵在於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香港資本不如的地方正是在於自主空間不足。
全球主要國家抗疫管制自2020年下半年開始鬆綁，經濟活動與人民生活逐漸恢復正常，2022年已經很寬鬆，全球供應鏈重新建立，人與人、國與國交通趨頻繁，新加坡的防疫政策基本上與世界同步開放，香港相形保守，防疫措施過嚴，令經濟停滯不前，趕不上全球復甦的馬車。問題關鍵在於主體性思維不足，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香港放寬防疫政策與中國大陸推出「新十條」時間一致，讓人懷疑是在跟風，並非純然出自科學，而是慘入政治思維，否則在「一國兩制」的精神下，香港放寬防疫政策不必與中國大陸同樣的節奏與嚴厲。防疫如此，其餘亦然。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