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雲：美日2+2框架中的外交軍事化傾向與東亞安全

 

2023年1月11日，美日外務與防衞2+2部長級會談在華盛頓舉行。這是雙方去年10月、12月先後發佈新國家安全戰略和防衞戰略後的首次高層磋商。會後發佈的聯合公報和記者會均顯示，美日同盟在戰略和政策目標的實現方式上實現了前所未有的一體化。美日認為，一體化的軍事威懾力將為地區帶來安全，然而正如歷史反覆證明的那樣，軍事優先的安全觀不可能帶來持續的安全。

首先，美日2+2部長級框架的軍事化傾向，令外交在謀求安全中的作用日益邊緣化。

2+2部長級框架的正式名稱是「美日安全磋商委員會」。安全不僅是一個綜合概念，也是一個相互的概念。實現安全的方式有多種多樣，而外交是重要的方式。按理說，在外交與防衞機制中，外交部長是領銜的，如何通過外交來實現安全應該是主要內容，但聯合公報呈現出軍事一邊倒的傾向。在聯合公報中，有關同盟的章節充斥着大量軍事和戰爭用語。美國國務卿、日本外相與美國國防部長、日本防衞大臣的作用已經同化，這本質上是外交邊緣化，甚至可以說是外交軍事化傾向的體現。

日本在冷戰中曾提出「綜合安全保障」概念，冷戰後也曾積極推廣「人的安全保障」理念，這些受到國際社會的積極評價。而美國長期以來高度聚焦軍事安全，冷戰後更是強化軍事至高無上的地位，壓制潛在敵人。這種思維讓美國認為外交過程太冗長，效果不如軍事手段，只有軍事強大外交才有說服力，也會更有效。這種冷戰後越來越明顯的外交軍事化傾向，本質上是不相信也不願意通過外交對話解決國際爭端。但事實證明，憑藉超強軍事力量，通過軍事施壓甚至先發制人式的武力打擊並沒有帶來安全，相反常常招致混亂和更大的不安全，美在阿富汗、伊拉克打的兩場戰爭都是明證。外交軍事化也讓很多地區安全熱點問題的危機不斷升級，如北韓核問題、伊朗核問題。遺憾的是，近年來日本安全戰略的美國化傾向不斷增加，這不利於實現東亞的可持續安全。

第二，以軍事威懾力為基礎的安全觀，與冷戰後東亞地區通過外交對話謀求安全的成功體驗不兼容。

2+2聯合聲明中八次提及「威懾力」，這在近些年已經成為美日同盟的代名詞。在國家安全中，軍事力量是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但強調以威懾力為基礎，這種安全觀反而會導致不安全的結果。

首先，威懾是否有效不單取決於威懾方的意願，還要看被威懾方的認知。沒有有效的外交和對話，單方面以為強化軍事力量就會自動讓對方屈服，這種邏輯在知識上是短路的，在政策上是誤導的，在實踐上是相當危險的。其次，以威懾力為基礎的安全觀，其前提是事先指定假想敵，這不僅會引發地區國家之間負面認知的輪番升級，還會讓威懾方陷入擔心威懾力不足的經典困境。一旦設定假想敵，威懾方就會在軍事力量、話語體系等各個層面不斷展示敵對姿態，這反過來會刺激對方的對等反應，造成自我實現的預言。

美日2+2框架將中國定位為「最大的戰略挑戰」，將北韓和俄羅斯定位為「嚴重威脅」。從日本來說，這實際上是將四個隔海相望的鄰國中的三個定位為假想敵，特別是把中俄兩個大國看成假想敵，將使日本陷入越增加軍力越覺得威懾力永遠不夠的無窮苦惱中。冷戰結束後，不少西方學者和觀察家認為東亞將成為軍事衝突的熱土，但過去30多年中，這一地區總體保持了和平局面，其中很大一個原因，是以東盟為主導的多邊主義框架通過對話謀得了安全，而非美國軍事同盟帶來了紅利。

東亞要實現可持續的安全，就必須讓「外交對話成為實現地區安全的首要渠道」，並讓這一成功歷史經驗作為地區共識不斷深入人心。同時，要警惕和防止以軍事威懾力為基礎的安全觀在本地區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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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