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炳逢：如何把「大灣區」與「一帶一路」構建成完美組合？

作爲國家重大戰略規劃的「一帶一路」 和「粵港澳大灣區」，從提倡到實施，儘管大家對其認知度不一，但對此不再陌生，都在探索如何掌握當中機遇。

簡稱「一帶一路」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在2013年由習近平主席拉開帷幕，從2015年國家正式發布相關願景與行動文件，到現在不少項目都已經開展，按照規劃在亞歐非及東南亞的一些重要節點上落地；從一開始以央企、國企先行先試，以大規模基建項目與相關國家合作，擴大到公私營企業，產業範圍隨之增加，甚至涵蓋數碼經濟和高新科技產業。從一開始勾畫的地域、經濟走廊、國別路綫圖，到擴大了的一帶一路延伸國家和地區，步步深入、點點拉闊。説白了，一帶一路就是國家在新發展階段推動全球化和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戰略，也是世界各國與中國攜手合作，實現經濟共同發展利益的規劃，是雙向而立體的。相關的合作氛圍和良性循環一旦形成，將會爲世界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帶來極大的經濟增長！

粵港澳大灣區(以下簡稱「大灣區」)規劃的建議和實施，從2017年國家發改委與粵港澳三地政府在香港共同簽署《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定下了合作目標、原則、和重點領域，到國家2019年正式發布規劃綱要內容，再到現在各項政策的陸續開展。從起初的醖釀階段，進入到實質政策的推行，從政府一頭熱，各種各樣的站台握手畫面，各界別意見紛紜，到民間提高認知並陸續參與，規劃的實施進入新的階段。説白了，大灣區就是區域經濟發展的系統工程，集成區內城市的發展成果，特別是港澳地區，產生系統性的協同效益，在國內支撐一帶一路的推進，產生源源不絕的動力，提升現有9＋2城市的優勢互補，減少同質競爭，形成一加一大於二的乘數效應。

自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文件出爐，已經把大灣區規劃定位為一帶一路建設的支撐，兩個重大國家戰略已經有根本連繋。雖然兩大國家規劃和戰略各自有不同的側重點，但在檢視兩者的發展情況、樽頸問題、優化方向和深化過程時，不難發現這兩個政策之間的重要關連和互補性，就如起初大灣區的規劃設計一樣，有很大的戰略協同效應，特別是當前大力推動「國內大循環爲主體」和「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以下簡稱「兩個循環」)的整體經濟運行模式，應該認真探討如何實施讓兩個戰略規劃更爲融合的政策和具體措施，構建一個更爲互動雙向的經濟發展模式，把兩個循環的經濟引擎加速，應對愈來愈複雜的國際環境和新冠疫情後的經濟復蘇！作爲一帶一路超級連繋人及大灣區重要引擎的香港，如何能成爲兩個重要戰略規劃的關鍵節點，發揮與其他大灣區城市不一樣的獨特角色，正是本文要探討和建議的。

一、兩大國家發展戰略的微妙關係

從涵蓋地域、國家、城市、產業、人口規模、發展程度的覆蓋面來看；從包括外國政府、國內外企業、國際組織、不同文化背景羣體的參與者種類來看；從相關政策和資源的投放力度來看，兩個戰略規劃有不同側重點：

1. 一帶一路覆蓋面更大、更廣、更複雜，動員整個國家的力量，側重的是國際關係和中國在世界範圍扮演的角色，牽涉不少國家級大型基建項目，文化跨度很大，外交關係多樣，政治體制多元，歷史關係有差異、所在國發展階段不一；

2. 大灣區是國家的區域經濟藍圖，發揮從大珠三角到小珠三角9+2城市羣體的系統集成作用，從覆蓋面和參與者成份方面都沒有一帶一路的範圍廣闊，但在供應鏈、產業和科技力量方面，可以用來支撐一帶一路的持續發展；

3. 在政策和資源投入方面，由於一帶一路與大灣區的上述差異，前者的政策維度極大，要兼顧的實施層面非常多，包括國內外的複雜因素，起初只能摸着石頭過河，以寬鬆的風險管理邁開步伐，這種較為粗放的策略在初始階段無可厚非，為國家累積一定的經驗，獲取所需要的數據，邊調整邊前進。

至於大灣區，由於從前推動過泛珠三角9省與港澳的合作，政策基礎比較容易掌握，只是範圍收窄到粵港澳9+2城市，推出政策和資源投入相對容易快速，反而是相關城市的協調上因爲已經形成一定的競爭關係和產業現狀，加上起初市場仍在摸索階段，協同效應沒有預期快，集成難度比預期高，面對不一樣的瓶頸。

表面看大灣區是在一帶一路的大體系下的其中一個小體系，與長三角、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京津冀等等規劃發揮類似的地域分工作用。大灣區也是把泛珠三角的範圍收窄聚焦，尋求更深的協同效益。但細心分析，兩者有着更微妙的關係：

• 一帶一路的倡議是與其他國家的協同發展，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建基於命運共同體的理念，爲了從資金、技術、人才、市場、經驗等各方面幫助其他參與倡議的國家，我國極爲需要在這幾個方面有充足的底氣，特別是近幾年國際政治比以前更爲複雜多變，在一帶一路項目進一步深入而面臨瓶頸時，地方經濟體系如大灣區的支撐就額外重要，因爲它肩負的不止是本地發展的需要，更要為國際大戰略提供原動力；

• 大灣區有着獨特的國際元素，因爲它涵蓋了港澳地區，特別是全國範圍內最國際化的香港，使大灣區所能發揮的支撐作用更大、更強，加上珠三角9大城市擔當了世界工廠的重要角色，生產力持續提升，這種國際元素的乘數效應如能充分發揮，將為一帶一路作出關鍵貢獻；

• 大灣區橫跨3個關稅地區，使用不同貨幣，人流、物流、資金流在這裏深度融合，加上改革開放的歷史紅利，在一國兩制下具備獨特的包容性，除了比其他地方更容易把經濟價值延伸到一帶一路國家(以下簡稱「帶路國家」)，還變成一個可以讓帶路國家反過來踏足的龐大市場，不單是我們可以走出去，還可以讓他們走進來，促進雙向流動，增加一帶一路的磁吸效果，極之配合兩大循環中的「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需要。 世界各國一直關注中國的龐大市場，對此有很大的憧憬，國內的大循環必定吸引帶路國家更積極的與我國合作。

• 對一帶一路的支撐不可能長期只是以國企爲主，爲確保可持續性，私營企業及其他國家的合作夥伴必須積極加入，建立相應的生態環境，產生槓桿作用和乘數效應，而大灣區正處於經濟大省的廣東，擁有全國平均水平較高的私營企業和合資企業比例，企業經營的靈活度高，當中包括不少500強私人企業，正好發揮重要的協同作用。

上述的微妙關係，隨着「兩個循環」的出台而加倍重要。因爲國民經濟需要轉變發展模式，國家一直以來在全球化趨勢下與國際接軌，集中以世界工廠及國際貿易為軸心，開始轉移到我國以超大經濟規模帶動全球經濟發展的方向，不能單單依靠國際市場提供經濟動力來發展國民經濟，而是把多年累積的經濟體量和儲備調動起來，以自身的龐大市場帶動經濟的持續正循環增長，同時惠及帶路國家，把我國的發展利益延伸為與戰略合作夥伴的共同發展利益。爲何國家要轉變到兩個循環的新模式？當中與急劇轉變的國際關係、地緣政治、世界經濟結構，特別是最新的中美關係走向有莫大關連，也配合國家邁向高質量經濟建設模式。我國必須采取果斷措施，維持經濟增長勢頭，在很可能變得極端的國際環境下，靠自身的經濟循環和帶路國家的國際循環來保持實力，應對前所未有的挑戰。

二、兩大戰略規劃的瓶頸、深化和優化問題

綜合分析，除了因爲新冠病毒疫情帶來的國與國之間的通關受阻，兩大規劃所面臨的
瓶頸及優化問題包括：

一帶一路：

1. 隨着一帶一路項目的增加，涉外項目人才越顯不足，參與企業對各國文化差異的敏感度有待提高，特別是當地不同族羣對各種一帶一路項目的認知度存在差異，必須有充分的敏感度和適當的方法與之溝通，避免因文化差異產生的矛盾，特別是國際上對一帶一路項目的不同態度，會放大這些差異，為項目帶來障礙，特別是部分別有用心的國家將一帶一路妖魔化。除了與當地政府的必要溝通，與當地民眾也要保持緊密聯係，加強對項目的認受性。外派人員的工作極為重要，他們除了承擔着技術任務外，還有很重要的文化交流使命。所以在挑選外派人員時，對於他們的文化素養要求也是極為重要的，因爲他們就是國家在外的代表，也是外國民間最容易接觸到中國文化的橋頭堡。另外，也要加強自身企業的指導，讓他們在參與一帶一路項目時增強對文化或各種體制差異的認知度和敏感度，優化合作的質量，規範自身的商業行為，減少負面因素衍生的影響；

2. 地緣政治干擾，非經濟商業因素增加，項目的駕馭能力需要提高，如何控制這方面的風險和進行風險對沖是重要課題。由於對外項目所面對的國別不同，當地政局的變化，政治公關及應對能力需要大大提升。進行一帶一路項目不只是經濟因素產生作用，政治、社會、民生也是敏感的因素，不能單憑商業角度去考慮，必須有綜合評估分析的能力，否則會帶來很大的衝擊。這類例子在越趨複雜的地緣政治下，更顯得重要，隨時掩蓋了預設的經濟效益，不可不察。因此，商業機構更需要與國家和當地政府建立更有效協調溝通機制，減少風險誤判和建立預案；

隨着一帶一路專案的開展，從戰略性的積極落地，到累積一定的經驗，項目的風險控制從起初因爲態度進取而較爲寬鬆到現在大為收緊，參與的企業現在更難掌握項目切入的風險。對於跨國項目來説，風險因素多，特別是不同國家的政治制度、經濟發展階段、文化背景、國際關係去向等等，不一而足，如何有效地綜合評估這些風險而不至於過於保守或退卻，是個不小的難題；

3. 國際競爭者的加入，同質競爭增加，我國企業之間的競爭也在增加，特別是國企、央企，加上融資方式向某類企業傾斜，如何在競爭中減少自身公私營企業的惡性競爭和提高總體非同質競爭力是個突破口，在平衡惡性競爭中也要注意保存良性競爭，不能流於僵化的教條，因此，有需要建立合理的遊戲規則，有效協調國企、央企、私企的參與和組合，制定一些引導性而不至於窒礙競爭的政策措施；

4. 私營企業參與能力不足，缺乏公私合營的更有效機制，似乎也是優化一帶一路項目的問題。雖然現時不少私營企業已經投資參與不同項目，但由於各家企業的規範不一，過分重視單一的商業元素，沒有充分考慮其他綜合因素，導致與當地政府或民衆不協調，產生反作用，影響了總體的形象和進度，例如環境保護，古蹟保育，文化保育等等。如何採取更多國企和私企組合模式，增加靈活性和項目面貌的可塑性，將會是新一階段的重要課題；

5. 從前一帶一路的產業範圍局限，集中基建及大型建設項目，是起始階段的需要，但這些大型項目的投資週期和不確定因素眾多，如何突破產業範圍的局限，因地制宜地掌握當地經濟發展的綜合情況，從中找到新的產業範圍，是必須的過程，當中創新技術和科研力量可以發揮一定作用，幫助帶路國家盤活自身的資源和條件，為深化合作提供更充足的動力；

粵港澳大灣區：

1. 如何從着重個別城市的發展，轉移到協同發展？大灣區城市各自發展的成果有目共睹，也少不免有重疊和競爭的情況。按照自身條件發展有需要，但如果要達到大灣區的整體規劃目標，產生乘數效應，就要加上協同作用的元素，建立更高層次的機制，從競爭中找到平衡。大灣區一些城市，如廣州和佛山的同城化模式，是個不錯的案例。如何把重複建設納入到整體規劃裏面，絕不容易，但也是有必要的；

2. 產業同質化競爭是大灣區城市發展初階無可避免的，但如何成功形成完整的產業鏈結構，把個別大灣區城市連結成跨區發展的價值鏈和生態環境，是大灣區發展的重要里程。如何平衡自然形成的供應鏈，並按規劃形成有序的生態環境，考驗落實整個規劃的功夫。從部分城市增加對其他城市的開放度和包容度所產生的明顯效益中，可以看到他們已經開始掌握競爭和協同的關係，走上合適軌道：

3. 現時大灣區城市比較重視港澳到內地的單向流動，都說人、財、物要從港澳走向大灣區的內地城市，其實變相忽視了雙向流動的重要性，這樣就發揮不了港澳地區在一國兩制下的某些體制優勢，讓內地人才及部分產業在香港的不同氛圍下增強和延伸其價值，是個值得重視的關鍵要素，也是大灣區融合必不可少的一步；

4. 人才配置的大膽創新是區域經濟規劃的重要環節，人才的有效集中及適當流動肯定是大灣區的成功關鍵，除了幾個大灣區的重要節點如香港、深圳和廣州外，其他灣區城市也必須也具備這種條件，才能讓各個層面的人才在大灣區內整體有效地流動及發揮，這也是部分城市所面對的難題；

5. 大灣區內粵、港、澳城市的現有官僚體制如何適應灣區整體的融合發展呢？有許多發展的微觀政策和實施的部署，有賴於灣區各地官員之間的相互理解溝通和合作，才能創新、大膽、有序及風險可控地開展，不同的官僚架構和作風也可以優勢互補，取長補短。這將需要中央在遊戲規則方面更多的協調和有效的溝通。

6. 如何從三個獨立關稅區及現有三個邊界中解放出來，變成灣區綜合立體關稅區，走向一體化但容許差異的立體市場，是一個需要攻關的課題，對形成多維度的大灣區生態非常有必要；

三、構築兩大規劃成完美組合，配合兩個循環的導向，香港如何發揮連接加速器
和獨特黏合劑的作用

在兩大規劃的開展後，隨着國際大環境急促變化，新冠病毒疫情帶來不可控因素，面對更多、更大的內外新挑戰，國家總結經驗，考慮到發展模式需要轉變，從整體戰略方面作出重大調整，定下了「兩個循環」的導向。一方面尋求更高質量發展，放棄不可持續的無序增長，平衡宏觀、微觀的系統風險，減少貧富差距造成的潛在經濟問題，控制資本的無序擴張及保障兩大循環下消費者的利益。另一方面維持在全球化多邊主義下的推動者角色，在經濟的重要領域平衡國內及國際的供需關係，在國際市場疲弱的時候，加大發揮國內累積多年的消費及經濟實力，鞏固自身在關鍵資源方面的掌控力度，減少過分依賴外國市場及重要資源的供給。這個策略也有利於應對可能急劇變化的地緣政治。

把兩大規劃放進兩個循環的布局中，三者的有效整合可以產生重大協同互補的乘數效應，關鍵是如何從三者的協調中解決瓶頸問題，優化發展藍圖，香港在三者的有效整合方面，可以發揮相當獨特的作用：

1. 在大灣區的定位中，香港必須發揮最大的國際化協調角色，拉動其他9個城市的國際化進程，由於一國兩制之下香港保持與內地不一樣的體制，其他9個城市應該利用香港建立更國際化的窗口，或加大現有窗口的對外角色，一方面把香港作爲緩衝，把在大灣區實施的各項有利政策充分配套運用，特別在跨境業務方面。一方面把香港作爲國際延伸點，特別是帶路國家，這樣就可以把大灣區對一帶一路的支撐作用發揮到最大。各國企業因應自身的不同體制，比較容易在香港這個高度自由及較為寬鬆的體系，與內地城市有效對接，慢慢適應並融入大灣區及內地，內地城市也可以通過香港這個橋頭堡，利用一國兩制的優勢，處理一些內地體制暫時還未能夠高效處理的環節。

隨着國際關係的複雜發展，香港的國際定位還是有着微妙的作用，把大灣區和一帶一路更有效地黏合起來。雖然內地9個城市的國際化也在不斷進行，但與香港在國際化程度上有差異，加上體制不同，還是可以產生很大的中間作用。香港應該再度發揮在六、七十年代產生過的巨大橋樑作用，增加與內地的雙向融合，讓內地與國際再度接軌，可以考慮：

- 在政策上香港應提供更多誘因及鼓勵措施，為內地9個大灣區市及帶路國家提供特殊的落地政策，增加內地窗口公司的新一輪落地並加強已有的窗口平台，讓其參與更多本地經濟活動，加速9+2大灣區化的進程，實現適度的同城化；

- 鼓勵更多香港企業與灣區城市及帶路國家企業在香港進行整合，甚至像內地城市一樣給與優惠政策、資金上的支持，特別是吸引與創新、科技、文化及其它十四五規劃中香港定位相關的中小企業，與其他大灣區企業成立合資、合作企業，在香港形成新的大灣區與帶路國家對接的生態環境；

2. 作爲歷史悠久的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和貿易中心，香港對外交往、交易的經驗豐富，可以填補部分一帶一路項目人才不足的地方，特別是香港多元文化的背景，中西文化匯聚，在香港的本地及各國專業人員可以協同內地企業一起走出去，突破更多語言文化障礙。雖然說許多內地人才及企業已經走出國門，與世界各國聯繫不斷加強，正因如此，國際交往的廣度及寬度增加了，需要更多不同背景人才參與，香港的人才正好切合這個需要。同時，內地人才在不同地方及體制下會有不同的發揮，他們可以好好利用香港這個對外平台施展抱負，產生不一樣的效果。

香港的學術及科研體系與內地不同，部分內地及從外國回流的人才，可以選擇有更大發揮空間的地方，香港要成為不一樣的選擇，甚至讓久在外國的專家學者，先落地香港，從兩地的合作交流方面熟習內地及大灣區最新情況，再進一步融入。只要香港政府在這方面做得好，必定能發揮這個作用。為此，可以考慮的措施包括：

- 從教育上開放更多大學學位給內地及帶路國家的學生，特別是大灣區城市，建立交流合作平台，特別是內地學生。除了香港的資助大學擴大招收更多國際及內地本科學生，香港不使用公帑的私立大學更應被容許招收更多內地及帶路國家的學生，建立人才庫及灣區一帶一路連線；

- 鼓勵開辦針對帶路國家的國際學校，吸引他們的子弟到香港接受教育，延伸香港的國際教育產業，同時在香港建立帶路國家與大灣區對接的人脈關係，甚至把層面擴大到中、小學，連帶解決香港生源不足的問題；

- 加大容許內地及帶路國家人才的落戶，適度調低優才、專才及來港學習內地生的落戶條件，包括放寬通常居住及逗留條件，填補人才外流及某些行業青黃不 接的缺口，全面解決人才崗位錯配的問題。現在世界各地都在爭奪人才，香港必須大刀闊斧地更新人才政策及加快推行，否則提高香港競爭力無從談起；

- 可以大膽考慮開放大灣區城市之間的特定公務員崗位給各地官員，或在各地政府之間借調官員，形成良性的官僚交流互動，深化合作的默契及取長補短；

3. 香港相對國際化的體制，包括司法、企業服務和金融服務，可作爲一帶一路項目的支撐，大灣區企業可以利用在香港的窗口，越過一些內地與其他國家對接時的盲點，提供更多仲裁及訴訟的解決渠道，讓某一些實行普通法的國家更願意通過香港落地大灣區，產生一帶一路和大灣區的對流作用，從而配合「兩個循環」的運作，鼓勵更多帶路國家因爲落地大灣區之便利，增加對一帶一路項目的參與，提供更多選擇。香港現在積極推動大灣區嶄新法律仲裁中心的框架，是實踐這個目標的重要步驟；

4. 香港的定位為國際金融中心，由於香港是資金自由出入的國際都會，可以在大灣區和一帶一路項目的融資對接方面擔當更明顯角色，也可以為仍然有一定外匯管制的內地，提供國際資金流動的緩衝，特別是香港將承接更多人民幣國際化的任務。香港現時對接一帶一路項目的能力和規模比較局限，一般的商業銀行缺乏政策支持及商業誘因參與發展中國家的一帶一路項目，不像內地有類似國家開發銀行及相關一帶一路基金的政策、資金支持。香港必須有創新思維突破這些局限，政府可以研究由金融管理局牽頭成立政策性銀行或特定融資基金，參考內地做法，幫助商業銀行和融資機構對接一帶一路項目，為香港的金融中心角色增添動力，建立香港在帶路國家項目風險管理方面的獨特角色；

5. 大灣區內地9市覆蓋廣東省的重要工業、產業基地，在世界工廠角色中十分鮮明，如果香港幫助內地延伸其優勢價值到帶路國家，將令兩大戰略規劃的融合事半功倍，結合大灣區作為國際供應鏈重要節點的地位，香港作為國際貿易中心和金融中心的作用，產生不一樣的組合效應，問題是如何催化這樣的過程，可以考慮的是：

- 與內地9市合作，共同打造大灣區品牌，把兩地的產品服務元素混合起來，作 出更精心的設計、布局，突破區域的障礙，讓大灣區不只是停留於地理概念， 還要孕育貼地的產品及服務，形成有跨區融合代表性的品牌。可以考慮在中央 的協調下聯合成立大灣區品牌與標準認證機構，共同定義如何為之大灣區品牌，裏面包含那些元素、標準和具體要求，這個過程將加快城市之間的磨合及協同工作，把大灣區優勢標準制定出來；

- 除了港企北上發展，也要積極鼓勵能承擔高一點成本，但需要香港一些特定生產、市場條件的內地高增值企業到香港發展，為他們提供優惠政策，促進大灣區品牌的打造。世界各國在競爭人才、科技和營商環境，香港不能再採取不干預政策，必須敞開懷抱來迎接新挑戰；

- 鼓勵帶路國家在香港落地，為他們提供進入大灣區市場的配套政策和服務，讓 他們可以分享大灣區的發展成果，同時拿出他們作為帶路國家的優勢條件出來，
名副其實把大灣區和一帶一路項目進行有效組合，發揮兩個戰略規劃的協同作
用。

6. 在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方面，香港不能再因為官僚本位而採取保守的策略，不能再以為單單投放大量金錢就可滿足科技發展及成果轉化的需要，而必須釜底抽薪，改變現有的創科思維和架構，才能適應兩大規劃的發展，配合內地的發展機遇。

針對現時大部分資源比例上都集中知名度高的研發團隊，只着眼於管控風險和規避責任。其實不難發現，學術生產力高的科研人員往往是年青和基層的一羣，政府應該撥出額外資源，專門給新進、初到、資歷較淺、高風險但顛覆性強的基層科研團隊和人才，特別是同時能對接大灣區和一帶一路項目的團隊，為他們成立科技界的高風險實驗田，專門在科研人員、市場資本營運者而不是政府官員主導的資源調撥機制上，支持資源薄弱但潛力無限量的基層及年輕科研人才，防止科技界出現「貧者越貧、富者越富」的現象，留住還沒有發揮機會的基層科研團隊。這類資源的調撥，不能只拿科技界做橡皮圖章，責任外判但財權及項目選擇權還是牢牢掌握在官員手裏，不能只希望規避官僚風險和責任，要大膽地從現有框框釋放出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這個倒要學習內地部分政府官員在推動科研成果轉化方面的大刀闊斧做法。配合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獨特環境，不妨探討成立由科技界自己主導、政府協助的新科技發展基金，專門只是支持與大灣區、帶路國家相關的科研項目，只是給基層科研人員為主的小型團隊，特別是大膽支持具有顛覆性、超前眼界及針對帶路國家科技市場的項目。如果不能放手一搏，孕育一些突破性項目，是鞏固不了香港作為國際科創中心的長遠地位。科技發展上該冒的風險，在香港有能力的情況下，必須承擔起來，否則蘇州過後無艇搭！

總而言之，香港是否能成爲兩大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連接加速器，牽涉香港今後的發展前途，取決於香港政府及相關官員有沒有強大意志，社會各界如何攜手合作，達到這個共同目標。年青人正確及清楚地認識大灣區及一帶一路這兩大國家戰略，是掌握國家重大發展機遇的首要課題。洞悉兩者的微妙關係和「兩個循環」的重要連繫，將有助於尋找自身在國家和香港的發展定位，擔當好未來主人翁的角色！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文章摘錄自香港內地經貿協會《北上南下中西行 - 馳騁於香港內地與世界》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