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雲：東亞安全思維的北約化風險
1月底到2月初，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到訪南韓和日本，不少分析認為這是成立亞太版北約介入本地區安全的意圖體現。在筆者看來，關鍵的問題不是北約入亞，而是北約安全觀在本地區擴散會給東亞安全帶來嚴重負面結果，值得高度警惕。
事實上，北約沒有能力實質性介入東亞安全。北約秘書長訪問期間反覆強調歐亞安全緊密相連，北約與日本首腦會晤後發表的聯合聲明對中國發展軍力、台灣、朝鮮半島等都大篇幅涉及。2022年6月底北約的《戰略概念》報告也首次寫入中國對北約構成挑戰，以及要強化北約與印太地區夥伴國家合作。
南韓去年11月首次派出駐北約外交使團，日本此次表示也會設立駐北約的單獨使團。去年馬德里北約峰會，日本、南韓、澳洲和新西蘭首腦首次參加。這些似乎都可以被認為是北約入亞的明證。
然而，北約介入東亞安全可以說力不從心。北約秘書長在南韓被問及如果朝鮮半島發生危機，可以期待北約做出甚麼反應的時候，他僅回答說，預測這些假設的情景會非常小心。北約是北大西洋地區的軍事集團，如果要將行動範圍擴展到萬里之遙的東亞，那需要成員國極大的資源投入和政治決心。去年9月聯大會議期間，北約秘書長與時任中國外長王毅會談時也強調「北約將堅持既定的地理範疇」。
然而，對於東亞安全來說真正的危險不是北約入亞，而是「北約安全觀入亞」。北約安全觀有兩個主要支柱內容，第一個是以軍事威懾為基礎的集體防禦，第二個是意識形態價值觀陣營對抗。北約秘書長此次訪問日韓，與其說是展示北約介入東亞事務的宣言之旅，不如說是「北約安全觀的傳教之行」，其核心就是要傳播軍事威懾確保安全有用論，以及民主自由陣營對抗威權主義陣營的道義論。
北約的戰略文件反覆強調其核心目的是以軍事威懾為基礎的集體防禦，並認為軍事威懾力確保了北約成員國的安全和繁榮。
冷戰時代北約使用「自由對專制」、現在使用「民主對威權」的非黑即白兩分法，將國際關係用善惡的道義標準劃線。歷史證明，北約一直是一手拿着刀劍，一手拿着聖經。
積極傳播和強化以對話合作為實現地區安全主要手段的東亞安全觀，是應對北約安全觀在本地區擴散和蔓延的最好方式。北約秘書長訪問傳遞的信號是，對於威權國家來說，只有威懾力強化後才有談判對話的可能，即軍事威懾安全觀比對話合作安全觀更管用。該邏輯認為，烏克蘭戰爭的教訓是軍事威懾不夠才導致了戰爭，要是北約擴容和更快強化，就會遏制住俄羅斯。由此延伸，要威懾住中國也需要在軍力建設上做得更多更快。
筆者認為，這是對烏克蘭戰爭教訓的誤讀。這場戰爭不是因為北約威懾力不夠，而是歐洲放棄了冷戰時主動和經常性進行東西方對話的習慣，讓軍事威懾不成比例地佔據歐洲安全思維的結果。冷戰後，歐洲安全領域的對話與合作主要是所謂的「志同道合」國家間的事情。
與被視為「異類國家」的對話儘管還在繼續，但意識形態正確性已經蓋過了真正對話必要性。對話變成了傳教士方式的講經說法的單行道，而不再是相互尊重的雙向道。
在亞洲安全討論中，需要高度警惕的就是認為通過對話合作求安全效率低下，對於阻止戰爭無用的論調。這種思維認為亞洲沒有北約，因此不強化與美國的同盟體系並積極擴大准同盟網絡，就更難威懾住中國。
東亞安全的歷史實踐證明，1967年東盟成立標誌着地區國家拒絕軍事威懾和集團防禦的新安全觀的開始，冷戰後以東盟地區論壇為代表的一系列地區對話合作機製為多樣化的亞洲國家之間建立和鞏固互信提供了重要平台。從中國提出的新安全觀到上海合作組織建立，再到近期中國倡導全球安全倡議，這些都是以對話合作為基礎的東亞安全觀的有機傳承和發展。
東亞絕不能重蹈歐洲以軍事威懾代替對話合作從而導致地區安全急劇惡化的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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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