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積敏：北約亞太轉向的動因與前景
2023年1月30日，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訪問南韓並與南韓總統尹錫悅會晤。斯托爾滕貝格強調，鑒於跨大西洋和「印太」安全緊密相連，志同道合的民主國家聯合起來以保護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同日，他在南韓崔鍾賢學術院發表演講時再次表示：「歐洲發生的事情關係到印太地區，亞洲發生的事情關係到北約。我們的安全是相連的。」
1月31日，斯托爾滕貝格到訪日本並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舉行會晤，其後發表的聯合聲明就朝鮮半島、東海、南海、台海等亞太地區安全問題闡明立場。雙方強調有必要進一步加強日本與北約的合作，以應對不斷變化的戰略環境。
北約秘書長訪問南韓、日本是近年來北約亞太轉向的最新動態。作為冷戰遺留產物，北約在後冷戰時代通過戰略功能的延展、轉型和塑造外部威脅等方式獲得了存在的新動力，而北約亞太轉向也可視為其尋求存續合理性的一種表現。
除了這一內部動因，中國強勁崛起以及美國對華戰略轉變所引發的中美戰略競爭則是北約亞太轉向的最主要外部推動因素，而2022年爆發的俄烏衝突使得北約亞太轉向進一步加速。
2019年4月，在北約成立70周年外長會議上，時任美國副總統彭斯就大肆鼓噪「中國威脅論」，宣稱未來幾十年北約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如何根據中國崛起做出調整。2019年12月4日，北約峰會通過的《倫敦宣言》稱「中國不斷增長的影響力及其國際政策對北約既是機遇又是挑戰，需要北約作為一個同盟共同應對」。2020年11月25日，《北約2030》報告再將中國視為「全頻譜、系統性對手」（Full-spectrum Systemic Rival），這一報告也奠定了此後北約涉華表述的基調。
拜登政府把加強聯盟體系建設作為應對大國戰略競爭的重要手段，其中一個關鍵動向就是打破地域界限，將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盟友體系與歐洲大西洋地區的盟友體系對接，促進亞洲太平洋地區與歐洲大西洋地區的聯動。
2021年6月，北約布魯塞爾峰會發表的公報提出：「我們正在加強與亞太地區長期夥伴——澳洲、日本、新西蘭和南韓——的政治對話和務實合作，以促進合作安全，支持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
2022年2月白宮發表的「印太戰略」報告稱，歐盟和北約日益關注本地區，美國將「利用這個機會調整我們的方法，並將協調實施我們的舉措，以提高我們的效率」。同時美國將在印太地區和歐洲-大西洋地區以及印太與其他地區之間建立橋樑，通過集體行動來推動共同議程並在其中發揮領導作用。
俄烏衝突助推了北約亞太轉向進一步加速。這一衝突驅使北約及亞太盟友將歐、亞兩大地緣板塊作為一個整體看待，努力加強橫向合作。2022年3月10日，時任英國外交大臣特拉斯在美國大西洋理事會發表演講時稱「歐洲-大西洋安全與印度-太平洋安全不可分割」，北約「應做好準備，不惜一切代價應對今天和明天的挑戰」。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多個場合散布「今日烏克蘭可能就是明天的東亞」論調，藉機推進日本與北約的互動與合作。2022年4月6日，在北約布魯塞爾外長會議上，日本、南韓、澳洲、新西蘭等四個亞太國家外長首次獲邀參會。6月29日至30日，2022年北約峰會在西班牙馬德里舉行，首次邀請亞太地區的日本、南韓、澳洲和新西蘭四國首腦參會。可以預見，北約與亞太地區國家的互動將更為頻密，也更加機制化。
不過，北約亞太轉向是有限度的。首先是北約自身戰略定位的制約。北約是美歐維護其歐洲地區安全利益的軍事同盟，主要針對對象是蘇聯及其後的俄羅斯。儘管美國希望將北約拓展成在全球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的行為體，但在歐洲安全環境複雜化的背景下，北約的歐洲定位應不會改變。
其次是北約戰略身份的制約。作為一個地區性軍事組織，北約的過度擴張不僅會造成內部成員政策協調的困難，而且會導致北約自身戰略身份的迷失。
曾任老布殊政府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斯考克羅夫特就表示：「我不太熱衷於北約向東歐擴張，因為我害怕它會淡化北約的目的統一性。」
再次，北約亞太轉向難以獲得多數亞太國家的支持。冷戰後，相比其他地區，亞太地區雖然安全熱點多但卻總體上維持了和平穩定的地區環境。作為一個軍事同盟組織，北約亞太轉向將導致該地區安全形勢複雜化以至於出現陣營對抗的局面，這與地區內大多數國家的利益訴求背道而馳。此外，北約亞太轉向可能引起地區內國家對曾經被西方殖民的悲痛回憶，從而激起這些國家更加強烈的民族主義抵制情緒。
北約亞太轉向針對中國的意圖明顯，這也為中國帶來了一定的地緣政治與安全壓力，如進一步加劇台海、南海問題的國際化。但鑒於北約亞太轉向的有限性，中國在密切關注其發展動向的同時，也不必做出過度反應。事實上，北約亞太轉向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中國難以影響更難以控制的動態過程。
在此情形下，中國唯有做好自己的事情，增強自身抵禦外部衝擊與挑戰的能力，才是應對北約亞太轉向最好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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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