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文釗：打壓中國不會讓美國「再次偉大」
外長秦剛在第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記者會上談中國對外政策和中外關係時，用相當多的篇幅講了中美關係。他說：「美國有讓美國再次偉大的豪情，也要有容得下別國發展的雅量，遏制打壓不會讓美國變得偉大，更阻擋不了中國邁向復興的步伐。」這個說法合情合理，符合當今國際關係的實踐，值得美國決策者好好領會。
美國是一個後起的大國，但到19世界末，美國的工業產值已居各國之首。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美國和60多個同盟國家一起，共同為粉碎法西斯的侵略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建立了卓愈的功勛。美國又與同盟國一道創建了聯合國，建立了戰後世界秩序。但二戰結束之後，美國在外交上卻錯誤不斷，尤其是冷戰結束之後，「泛美主義」（Pax Americana）——即主張以美國的強權來維護全球和平與安全——成為美國兩黨的共識，只是共和黨更偏重使用美國的軍事力量，而民主黨則側重於使用美國的經濟實力。新保守派更是趾高氣揚，提出要建立美國的「單極世界」，狂妄地揚言要把美國霸權延續到下個世紀，聲稱「美國的戰略是保證不出現類似蘇聯的新競爭者」。但就在實力處於頂峰的時候，美國自命不凡，打了兩場戰爭，其損人害己的結果如今全世界都看到了。美國從本世紀初的預算盈餘到不斷上調國債上限，現在國債已經突破31萬億美元。對金融市場放鬆監管和濫用金融槓桿，尤其是房市泡沫的破裂還引發了全球金融危機，迫使布殊政府高官緊急給中國負責官員打電話求助，也迫使奧巴馬政府對與中國「同舟共濟」津津樂道。實事求是地說，冷戰結束20多年來，美國歷屆政府在內政、外交戰略上的錯誤和處理失當很多，值得美國兩黨好好反省。
可是，如今的美國決策者缺乏自省精神，只是從外部尋找受挫的原因。由於中國社會穩定，一心一意搞建設，乘全球化的東風，GDP增速最快，與美國的差距愈來愈縮小，這讓美國產生了焦慮感，對中國選擇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愈來愈反感，而且認定中國是美國最嚴重的長期挑戰者，於是從特朗普政府以來，美國出台了種種措施遏制打壓中國，說是「不尋求新冷戰」，實際上中美關係離新冷戰已經不遠了。
但美國對中國的打壓不能阻止中國的復興步伐，它不僅不能使美國再次偉大，而且還會反噬美國。
經過幾十年的全球化，世界已經形成對中國產業鏈高度依賴的分工格局，中國成為120多個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中美經濟也存在着高度相互依存。現在美國要搞「去中國化」， 要搞「友岸外包」「近岸外包」，對華「轉鏈」「斷鏈」，重組產業鏈、供應鏈，拜登政府還出台一系列法律，試圖以立法手段倒逼產業迴流，重振美國的製造業。這當然不僅對中國，也對許多別的國家包括盟國產生消極影響，法國、德國等都做出了強烈反應。不過，美國的這種逆全球化舉措既難撼動中國經濟，也難破壞中國與世界各國的經濟關係。實際上，雖然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產品加征的關稅尚未取消，中美雙邊貿易額卻持續上升，從2016年中美貿易戰之前的5000多億美元上升到了2022年的6900多億美元。這就說明，中美兩國是有實實在在的相互需求的。民主黨政府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喊得最響，調子最高，可是過去一個時期卻對中國光伏產品實行嚴格的進口禁令，結果美國2022年太陽能新增裝機容量比上年減少23%。最近，拜登政府被迫放行中國光伏產品。美國著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報告也顯示，美國的促供應鏈「迴流」政策沒有起效，與許多別的國家相比，中國擁有更好的物流、人力資本、專業技術和知識產權保護，這個優勢無可爭議。
最近六七年來，美國對中國高科技的打壓不斷升級，尤其是晶片產業，但這只會激勵中國在核心技術方面自力更生。華為是受美國打壓最早最嚴厲的中國大公司，但華為經過艱苦奮鬥已經走出了困境。而美國的晶片禁令卻對美國自己的企業造成了不小的損失，最近美國科技股大跌，晶片產業損失超11000億美元。
拜登政府在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中強調，要「通過影響其行為的方式塑造中國的外部環境」，為此提出了印太戰略，並且不斷推出舉措，包括強化同盟關係、拉攏東南亞、討好印度、前所未有地向太平洋島國許諾，等等。但這個印太戰略的實際作用也是大可懷疑的。東南亞國家已經認識到美國口惠而實不至，明確表示不願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反對美國製造新冷戰，加劇地區緊張局勢。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經過十年的實踐已經給參與的國家帶來愈來愈多的實際利益，它不是誰對誰的賜予，而是「共商、共建、共享」，是平等基礎上的互利雙贏合作，美國製造的「債務陷阱」之類的不實之詞不攻自破。美國的許多盟國對中國經濟也有着深深的依賴。德國智庫的報告指出，如果中歐「脫鈎」，德國GDP將長期年減1%。
走出疫情的中國今年將重啟高質量高速度的發展，正在舉行的人大確定了今年的GDP增長率為5%，一些國際組織和評級機構的預測更加樂觀。拜登政府對華政策猶猶豫豫，甚至連一個氣球的干擾也難以克服，哪裡還有甚麼大國的氣度。
中美關係合則兩利，鬥則俱傷，這句老話說了多年，現在仍然適用。美國遏制打壓中國是不會有好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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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