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凱文：強行漂白 說不好香港故事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去年施政報告中，強調香港作為外向型經濟，必須向外發展，但在國際政治環境錯綜複雜的情況下，外部勢力不時刻意對國家抹黑造謠，歪曲香港的狀況，所以要向世界「說好香港故事」，宣揚香港的優勢、成就和機遇，說出香港是讓人實現夢想的一個好地方，說出香港的事實，讓世界看到香港的光芒。
很明顯，特首的「說好香港故事」，本意是要打好國際輿論戰，特別是《港區國安法》實施和完善選制之後，境外勢力再難假借反對派之手，在港發動顏色革命，製造醜化香港的國際輿論，藉此削弱香港經貿競爭力，從而逼使中央在維護國安的層面上讓步，已成了對方唯一能意圖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的牌。是故，香港實在有必要在國際輿論作出防禦，反駁對方的失實論點。
可是現時卻似乎出現一種跡象，便是香港但凡出現一些負面新聞，有些人便以「說好香港故事」之名，大玩強行漂白。以早前有內地網紅拍片，紀錄自己因在港說普通話而遭受不公對待為例，便有人指對方為搏眼球而挑動中港矛盾，又例如另一名內地騎行網紅「潮汕阿秋」，其單車早前在旺角被盜，便有人指本是一件小事，個別媒體為博眼球將事件擴大化、將理性探討情緒化，製造兩地矛盾，以渲染所謂「本土意識」云云。
以訴諸動機或者陰謀論，質疑負面新聞發佈者居心叵測，似乎是強行漂白的一貫套路。先不說有觀看原片的人，都會發現當事人雖是受害者，但也算是盡量為香港說好話，例如被逼用較低匯率兌換人民幣的女孩，在留言中強調「平時沒這麼嚴重」，單車被盜的阿秋，則拍片感謝香港警方迅速破案，所謂的個別媒體「擴大化」，你真是要訴諸動機的話，亦可能是旨在引流，甚至有可能純粹是記者為了完成工作任務，於是在網上找熱門話題的「炒稿」行為。
更重要的是，不管拍片者或記者的動機如何，人家都不是在造謠或污衊，片段所發生的更不是「小事」。以單車被盜為例，根據《盜竊罪條例》第9條：盜竊罪最高刑罰為監禁十年，由於案件還涉及接贓和銷贓，根據《盜竊罪條例》 第24條的處理贓物罪，可處監禁十四年。雖說根據過往案例，除非涉案人為慣犯，否則判罰一般不會太重，但是盜竊和銷贓的最高刑罰，其實比暴動罪還要高，憑啥可以稱得上「小事」？
其次是有人引用Numbeo的全球安全指數，指香港排名第六，引證香港治安其實不差。然而，所謂的治安好壞，從來是比較概念，而根據這個所謂的安全指數，內地是73.7分，比香港78.5分低，照道理應該是香港治安較好才是，但人家實際的騎行經驗，則是在內「騎了32個省份，走了3年多，一直單車都沒有被別人偷，沒想到來到香港單車被偷」。如此便衍生一個問題：這個所謂安全指數的客觀性和可信度，真的沒問題嗎？
說到這裡或許有人會說，一切只是事出偶然，有此想法的人，顯然是很久沒返回內地，因而主觀地相信香港跟內地有着一樣的防止罪案能力。任何一個經常往返內地的人，便知內地電子支付的普及程度，遠比香港高得多，意味着內地警方比香港更易透過大數據，得知盜匪在哪裡銷贓，亦會更易得知被轉售給誰，而不會像今次偷車案，抓了疑犯亦知對方把贓物已被轉售，但至今仍未知失物現在何人手上的情況。
除了電子支付的普及程度外，今次案件雖已將涉案疑犯拘捕，但失物至今尚未尋回，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於香港現時幾乎沒任何增加贓物轉售困難的法規或手段，例如現時只有對方明知所接之物是贓物，才會被控處理贓物罪；在不知情下接贓並將贓物轉售之人，並沒法例規定對方要為失主作出任何賠償；現行法例亦沒規定店舖必須安裝閉路電視，以便找到疑犯和贓物的轉售情況，令贓物被尋回的機會率大幅降低。
由是觀之，不論是要求旅客用更低的匯率兌換貨幣、遇上說普通話的旅客不予理睬，抑或是單車被盜，都不是某些人口中的「小事」，而是折射出部分黑店愛把旅客當羊牯、過往本土派兜售的排陸情緒尚未徹底消除，以及香港無論在法規還是執法手段上，均已落後於當今的大數據時代。特首提倡「說好香港故事」從來不是忽視自身問題，更不是利用誅心論藉此轉移視線的藉口，更不要說強行漂白，猶如侮辱他人智慧，結果只會是越描越黑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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