賢聚嶺南：新冠疫情如何影響鄰里關係？

作者：嶺南大學研究生院、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教授邱勇教授

要安居樂業，住宅樓宇的設計、配套及施工質素固然重要，但屋苑管理亦是不可被忽略的一環。不論香港、中國內地及歐洲國家，在屋苑管理中，處理鄰舍糾紛及住客不當行為是一個很常見，卻又極富挑戰性的工作。事實上， 在香港，我們經常聽到有住客在屋苑公共地方隨地棄置垃圾、製造噪音滋擾和放置滴水物件（如衣物或拖把）於窗外等投訴。在學術角度來看，上述的住客不當行為，都屬於反社會行為（Anti-social Behaviour）的一種。根據「英國特許房屋經理學會」的定義，與住宅相關的反社會行為，意指某些住客對其他住客進行令人感到煩擾或受威嚇的滋擾行為。

一般人以為這些不當行為在出租公共屋邨較常出現，所以在很多地區，政府或房屋提供者所施行的反社會行為反制措施，例如香港的屋邨管理扣分制及英國的試住性租賃（Probationary Tenancy）制度，都是針對公屋或社會房屋租戶。事實上，住客不當行為在私人住宅中也屢見不鮮。上兩個月，不少傳媒報導在一幢荃灣私人住宅大廈，住客在外牆擺出雨傘陣，應付樓上滴水或扔下的垃圾。住客不當行為之普遍性，由此可見一斑。

(FB群組「香港風景攝影會」圖片)

一些過往的研究指出住宅反社會行為的嚴重性，與屋苑住客的社區意識有顯著的關係【註1】。一般而言，在某一屋苑內，住客的社群感愈強，他們在屋苑內感受到的反社會行為愈不嚴重。因為如果鄰里間的關係友好，他們的社群感會較強，住戶更能互相妥協，減少反社會行為的產生。不過，這種相連性會否因為新冠疫情而改變呢？我們可以從不少新聞報道看到，意大利政府在新冠疫情大爆發時，採取封城措施，很多當地居民走出自己家的露台高歌合奏，儼如營造了一個又一個的社區音樂會，互相打氣。在香港爆發首三波疫情時，特區政府及許多私人企業都安排員工在家工作，遙距上班。大眾有多一點時間待在自己的社區，即使他們未有如意大利民眾般進行音樂交流，但他們仍可以有更多機會與鄰居互動，這理論上也能增進鄰里關係。

可是，在家工作意味着平日會在日間外出上班的人，跟平日日間不用外出上班的人（如退休人士和家庭主婦）一樣，都會在日間留在自己的屋苑。有着不同生活方式的人，在同一社區出現的時間，有更多的重疊，因而增加互相干擾的機會，產生更頻繁的摩擦。譬如，住客甲平日早上都不在家，即使他的鄰居住客乙平日早上都愛在家把收音機音量提高，收聽電台節目，都與他無關。但住客甲在家工作期間，如果住客乙依然故我，他收音機的聲浪會影響住客甲在家參加線上會議。故此，在疫情期間，理應會有更多有關住客不當行為的投訴。

筆者最近的一項研究發現，在新冠疫情期間，香港住戶的社群感及不當行為嚴重程度之關係，有微妙的變化【註2】。一方面，居民較長時間留在自己的社區，能藉此加深彼此認識和了解。而疫情危機亦促進了居民間的互助，加強了居民的社群感。另一方面，研究結果顯示因為在家工作措施，相比疫情前，住客更易受到鄰居不當行為的滋擾，因而醞釀更多鄰里衝突和糾紛。顯而易見，在缺乏有效的外在制度之下，我們難以依賴居民本身自律或彼此作出協調，減少對鄰居的滋擾。

更甚的是，有接近50年歷史的互助委員會組織在香港不復存在。隨着全香港超過1,600個的大廈互委會，於2022年12月31日除夕日正式解散，如何在公共屋邨凝聚居民，建立鄰里守望互助的精神，改善鄰里關係，變成一個棘手難題。筆者深怕單靠18區關愛隊未必可以勝任這個工作，因為他們不能像互委會般，由下而上，協調居民解決鄰里衝突或屋邨問題。此外，筆者認為政府應該增加地區資源的分配，不論在公屋或私樓，確切做好「社區營造」（Community Building），豐富香港的社區社會資本（Community Social Capital），以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及強化社區應對危機和挑戰的能力。

【註1】可參閱 Yau, Y. (2014) Anti-social behaviour management: A communitarian approach. Habitat International, Vol. 42, pp. 245-252.
【註2】該研究獲香港研究資助局的優配研究金計劃資助 (項目編號: LU 1160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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