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達：「有殺錯，無放過」 圖書館的理性選擇
進入「後國安時代」，香港公共圖書館已經回收明顯違反《港區國安法》的藏書。自從審計署今年4月底發表報告，建議需加強檢視圖書館資料「以維護國家安全和採取跟進行動」，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進一步採取霹靂行動，連已故民主黨黨鞭司徒華的回憶錄《大江東去》也回收，一些反對派人物早年撰寫的人畜無害的作品亦遭「連坐」，例如吳靄儀所著的《整餅集》和《金庸小說的情》，區家麟的遊記、鄺俊宇的愛情小說等等。
過去，本地建制派對於政府維護國安的行動，都紛紛表態「堅決支持」，甚至呼籲「宜將剩勇追窮寇」，但這次幾乎集體保持緘默，沒有力挺。原因很簡單，用力過猛了，過火了，很多市民不解，甚至不滿。
以司徒華為例，雖然他創建的「支聯會」因為涉嫌危害國安被取締，但他不只是「支聯會之父」，他在教育、社運等方面也扮演重要角色。他堅持中華民族主義情懷，甚至有人認為
這位民主黨前黨魁如果不死，民主黨不至於淪為「港獨」的幫兇，被極端分離主義者劫持。他的回憶錄對於了解香港政治、社會變遷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更離譜的是，司徒華的其他著作，例如《薪和火的故事︰「好學生・好老師」表揚計劃》也難逃回收命運。
被中共視為大叛徒的張國燾在海外出版了回憶錄，將近百萬字，詳述中共創建歷程、發展經過及作者和中共諸政要的交往，具有重要歷史價值。雖然張國燾在書中也有「吹噓自己，誣蔑、攻擊我黨和有關領導同志的內容」，但內地的東方出版社也數次印行這本《我的回憶》。如果按照香港公共圖書館的標準，張國燾的回憶錄是否也應該回收？
不過，對於康文署本身而言，如此「有殺錯，無放過」卻是理性選擇。原因很簡單，他們只是公務員，在維護國安的壓力之下只能「因人廢書」、「寧左勿右」，反正「左」是方法問題，「右」是立場問題。康文署此次行動即使矯枉過正了，立場沒有問題，不會受到批評，最多就是糾偏。
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公共圖書館須確保館藏沒有不當內容，審視原則包括館藏有否違反香港法例、有否傳播不符合香港利益的信息。」書籍違反法例回收並無爭議，但如何把握「香港利益」？如何定義「傳播不符合香港利益的信息」？是不是整個圖書館都是主旋律的書籍就符合香港利益？多元這一香港的重要價值是否需要保持？
國際形勢波詭雲譎，香港目前也還有「軟對抗」暗中作亂，維護國家安全確實仍是重中之重。作為公共圖書館維護國安責無旁貸，但也必須讓市民有多元的閱讀選擇，二者之間必須取得平衡，不應該將國安泛化，杯弓蛇影。希望康文署在審視回收的書籍之後，如果內容不是有很大問題，應該重新可供借閱，並且盡快訂出一套收藏書籍的客觀標準。
水至清則無魚。香港之所以成為香港，最大的特色是自由、多元和法治，不然和內地其他大城市沒有多大分別，也沒有必要搞「一國兩制」。如果文化界這股過度自我審查之風繼續蔓延，香港要成為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只能是空中樓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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