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通：通過全方位對話交流管控中美關係中的不穩定因素
作者：卡內基核政策項目駐清華-卡內基全球政策中心研究員趙通
隨着中美關係的動蕩，國際社會對兩國在熱點地區發生軍事衝突風險的關注持續上升。如何促進中美安全關係的穩定並落實中國領導人的大國外交戰略，成為了國內學者的研究重點。筆者近日也在《外交事務》英文雜誌網站發表對此問題的學術思考，引起中外學界的興趣。本文就以穩定台海局勢為例，針對如何通過對話降低中美衝突風險、有效管控外部風險，對之前發表文章的主要觀點進行總結梳理，以豐富國內學界對相關問題的討論研究。
對中美各自主流政策都比較了解的學者，一般都不認為雙方中的任何一方有主動挑起軍事衝突的意圖。然而，雙方的政策分析圈裡都存在大量不同聲音，尤其其中一些曝光率較高但不一定代表官方想法的聲音，很容易誤導彼此的威脅感知。以台海問題為例，美方官方評估認為，中國決策者的目標是到2027年獲得可以掌握台海軍事主動權的國防力量。客觀上講，即使美方評估是準確的，也不意味武力手段已被確定為中國解決台灣問題的首選方式，更不意味着在台灣問題上存在最後的時間節點。但是，此類「三人成虎」的認知極大推動了美國右翼在對華議題上的政治動員。在美方看來，中國加快發展相關軍事能力本身就透露出更願意主動使用軍力的意圖。同樣，中國認為美國常以不惜挑起軍事衝突的方式來削弱地緣政治對手，既然美國可以利用烏克蘭戰爭削弱俄羅斯，就可能通過挑起台海衝突來實現削弱中國的目標。在雙方都認為對方有動機主動採取軍事行動時，這種認知就會進一步推動雙方內部打贏戰爭的決心和備戰力度。這種推動台海局勢走向更高軍事衝突風險的內在因素尚未被雙方政策界充分認識。
在當下華盛頓政策圈內，中國官方對美國密集戰略布局的不滿表述很少引發實質性爭論和回應，這說明雙方官方交流的實效性受限。雙方近來對各自傳統涉台立場的重申和再確認，毫無疑問是積極有益的，但華盛頓政策界對更實質層面的建設性交流越來越不抱希望，則是一個令人擔憂的趨勢。例如，美國學者普遍無法看透中方不斷重申傳統涉台立場的背後是否有新的具體政策轉向。近年來，中國國防力量的高效發展、經濟科技領域獨立自主能力的積極推進、國際話語影響力的不斷擴大，都讓美國擔心中國在地區安全問題上有更具擴張性的戰略布局。美方學界對於中國是否正在推動新舉措進行了激烈爭論，並普遍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地區和國際安全變數充滿緊張。在中國實力快速上升以及對外政策更加積極有為的今天，一定程度上的國際疑慮是難以避免的，但如果無法有效化解這些疑慮，則有可能對國家實現和平崛起的目標帶來負面影響。
中美在核心戰略問題上的認知差異強化了這種風險。由於雙方在重申傳統立場和原則之外長期難以啟動更實質深入的交流，美方政策界對通過交流對話增進理解和互信的作用產生廣泛質疑，對通過外交手段管控分歧和風險的有效性普遍悲觀，這種無望感和悲觀情緒直接導致華盛頓強硬派要求加強軍事威懾力量的聲音獲得廣泛認同。雖然溫和派認為依賴軍事威懾力量不是最佳選擇並蘊含各種其他風險，但在溝通對話越來越難以產生積極效果的背景下，通過軍事威懾防範重大地緣政治風險就成了美國眼中唯一的可行選項。同樣，中方學界近年來也對美國通過外交渠道凝聚共識的意願產生了越來越根本的質疑，認為美方沒有進行實質性外交溝通並切實履行承諾的誠意，只專註於維護自己的軍事霸權，挑戰中方核心利益。
雙方對交流對話的價值不斷喪失信心，反映出雙邊關係面臨的特殊困局，但也在更深層面上揭示了雙方對有效交流對話的迫切需求。從中方不斷重申推動和平統一和開展積極外交的實際舉措看，美國國內的無望感和悲觀情緒並非建立於對中國立場的深入了解，而是沒有找到開展有效對話的正確方式。因此，美國學界和政策研究界需要改變聚焦於打造軍事威懾力量的現有思維定勢，轉而關注美國自認為合理的對華政策，為何在現實層面與中方的主流觀念產生嚴重衝突並激化了雙方的威脅感知。尤其是美方所倚重的軍事威懾戰略，不但無助於戰略穩定性的形成，反而會強化中方軍事反制的需求，造成美方自己原本希望避免的結局。
要實現與中方的有效溝通，就需要美方不止在官方層面對反分裂政策進行再確認，也要認識到與中方領導層、專家學者以及社會公眾進行全面對話的重要性，這樣才能更立體地理解中國在台灣問題上的看法，從而更積極有效地回應中國的整體利益訴求。例如，美國官方一直固執地認為，大陸不放棄實現國家統一的軍事選項是對國際法和國際準則的挑戰。這種看法直接促進了美國國內在對台問題上採取越來越一致的強硬立場，也激化了美國社會對華負面評價和威脅感知。但美國官方的這種認知究竟是否符合當前國際主流社會對相關國際法和行為準則的解讀，國際學界尚未就此問題進行過深入研究。中國政府與民間多年來致力於破除「中國威脅論」的破壞性影響，但很難抵消一兩個關鍵性議題所導致的敵對氣氛。因此，中國、美國以及其他國家的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學者可以就這些具體問題開展深層次的學術性辨析。相信這種層面的實質性交流將有利於中美雙方追溯認知差異的源點，幫助包括美國在內的國際社會更深刻地領會中方立場背後的歷史和法律原由。
再例如，美國一些強硬派人物常常錯誤假設中方已放棄和平崛起、決意在未來以武力手段解決利益衝突。這種錯誤看法往往源自片面的信息和對中國社會缺乏立體性了解。如果美國的專家學者、主流媒體、社會組織、意見領袖能與他們的中國同行開展全方位接觸和交流，將有利於降低他們對中國多層面社會思維和綜合性決策體系單一化誤讀的可能性。同時，全社會層面的立體性對話交流也有利於降低美國國內部分鷹派群體煽動敵對情緒對雙邊關係的影響。
習近平主席指出，國之交在於民相親。中美在戰略問題上的矛盾，某種程度上來源於過度依賴單薄有限的官方立場宣示。美國官方在改善信息傳遞方面有很大的改進空間，但更關鍵的是要以開放心態接納和推動雙方從最高領導層到學者專家群體乃至社會公眾之間的全方位對話和交流，特別是要對重要認知差異的起因和源頭進行針對性梳理。相信這些舉措將有助於消除美國對中國意圖的錯誤解讀，推動美國更全面地了解中國的立場和關切，促進雙方建立更加平等和合作的關係，降低因台海等熱點問題產生衝突和災難性後果的潛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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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