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要避免「必有一戰」的結局，關鍵是要能在台灣問題上找到協調的出路，並且遵循這樣的思路展開對話溝通。這種道路雖然機會不大，但不是沒有可能，差的只是一念之間。而現實情況進一步的冷酷發展，會是推動這一機制出現的最大原因。

「氣球事件」後，拜登政府暫停中美高層對話，但雙方的接觸並沒有停頓。雙方都有穩定兩國關係的意向，不少美國人也清楚無法阻礙中國發展；在美俄對立情況下，美國應該採取務實的對華政策，改善與北京的關係。中方則希望美國言行一致，確實改善兩國關係。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個複雜巨系統，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美國對華戰略調整帶來的挑戰，則是民族復興的外部條件，是這個複雜巨系統的組成部分，兩者是系統與要素的關係。從系統論角度看，具體要素必須放在系統這個大框架內去考慮，即應對美國對華戰略調整，必須考慮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要求。從系統觀念和戰略思維看，兩個大局的關係是確定的：我們需要確保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所必需的聯通性。在處理中美關係時，應當盡量減少對聯通性這一更大目標的損害。

外界注意到，美軍擊落首個中國氣球的時間點，發生在美國財長耶倫與中國副總理劉鶴會晤之後，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高調張揚的訪問中國預訂日期的前一天。「氣球危機」有效地阻礙了布林肯訪華的腳步。很明顯，導致危機的，並不是氣球本身，而是中美之間有一些問題，需要利用這次氣球危機去尋求解決的辦法。

在飽受三年疫情干擾之後，中國經濟和社會開始逐步回到正軌，但嚴峻的外部壓力又接踵而至。能否恰當應對外部挑戰，維持中美關係斗而不破的局面，從而不讓今年拼經濟的努力受到大的干擾甚至中斷，將考驗中國新一屆領導層的智慧和能力。

讓極端的思潮推動決策，這種狀態已經葬送了中美之間的互信，如果每次兩國要改善關係的時候都被這樣的事件打斷，結果可能是毀滅性的。 政治家應該拿出勇氣、理智、格局和誠意，對本國負責，對人民負責，對世界負責。在關鍵時刻要頂住壓力做正確的決定。

美國這次未能透過布林肯訪華，得到他們想要的甜頭，未來仍然會用其他各種手段，威逼利誘。中美之間未來一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也還會不斷出現波折，如何能守住底線，維護好國家安全和利益，又化解危機，中國務必要「善於鬥爭」。

美國空軍機動運輸指揮部司令、四星上將米尼漢最新在給其下屬發送的備忘錄裡宣稱，2025年美中可能開戰，因為2024年台灣和美國將舉行大選，北京可能會抓住機會對台動武。他還指示部下要向目標「發射彈夾」、「瞄準頭部」，「完全明白執迷不悟的致命性是最重要的」。 雖然五角大樓低調評價這些言論，美國防長奧斯汀和參聯會主席米利也多次表示，不認為北京對台動武「迫在眉睫」，但美軍高級將領屢屢主動放出大膽言論，或者由主流媒體放出風向，顯示美軍確實正在將中國當作「頭號假想敵」，而且將台海當作美軍準備對華戰爭的最可能戰場。

鑒於當前「美強我弱」的局面沒有根本改變，《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將中國定義為「既有能力又有意願」對美國構成最大安全挑戰，並視未來十年是美國戰勝中國的窗口期。而中國也把未來十年視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關鍵時期。中美兩國的政治抱負在這個時空激烈碰撞，且這種博弈遠沒有形成大致的平衡點，指望中美關係的完全企穩也是不切實際的。

2022年推出的《晶片與科學法案》將中國塑造成了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的共同敵人。作為這一法案的兩大特徵，一是為半導體生產企業提供了核心支持，二是為美技術競爭力提供了資金支持。這一法案，成為了中美科技產業博弈的新一輪籌碼。而與此同時，台海局勢也在與中美技術競爭同步發酵。這背後既有純粹政治利益考慮，也有全球產業鏈變革的經濟學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