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健宇：流氓式的議會文化 激化香港政治
曾幾何時，香港人被定義為「功利家庭主義」，追求經濟上的自由，懶理政治上的紛爭。香港雖然沒有民主，但卻有亞洲四小龍的美譽。時至今日，民主進程寸步未進，經濟發展卻停滯不前，新加坡早已趕在香港前頭，亞洲國際都會美譽言過其實，滿街內地客。最近議會生態，先有非建制派發表疑似辱華言論，搶盡風頭，後有建制派與行政機關兩邊開弓，一邊稱以拉布拖延議會工作，一邊則提請司法覆核，務求借著搶佔道德高地來排除異己，但誰都不得要領，沒有一派真正在道德高地站穩住腳，也沒有令反對的一方趕出議會廳。社會大眾繼續受政客影響，沈醉於爭辯意識型態，進一步催生非黑即白的社會文化。行政機關、建制泛民政黨、社會大眾，誰都把香港的名聲押上，在這一刻要鬥個魚死網破，傳媒評論更是繼續搧風點火。香港人以目標為本，民生為本的態度已演變成以政治鬥爭為綱，令人嘆息。
社會單以二元政治格局來劃分，中國歷史上比比皆是，古有唐代的牛李黨爭，是門閥鬥爭；近代有文化大革命，是階級鬥爭，香港也曾發生過六七暴動，佔中運動。究其原委，當中有一個特色可以借鑑香港的現況。社會運動最大的推動是來自政治體制內的鬥爭。從政者在政治體制內拿不到足夠的力量達到政治目的時，尋求社會群眾支持，形成社會壓力便是最後的殺手鐧。從政者通過大量動員，不論線上線下，只要擺出一副人多勢眾的姿態，勝利便唾手可得似的，嚴重的更演變成暴力衝突，危及到生命安全。而當權者往往只需坐山觀虎鬥便漁人得利，輸家往往是社會大眾。文化大革命中鄰里親友片刻間因政治立場變成敵人，毛澤東卻一手借社會鬥爭力量鬥垮政敵，穩坐中南海。７９日的佔領運動，香港社會以顏色劃分，不是黃便是藍，同儕間被發現政治顏色有異便開始疏遠，不屑與其交往，但梁振英卻向上邀功，指平定佔中有功。輸家都是市民，是我們身邊的朋友。
中國人的傳統智慧，青年人看著是實在老套，不合時宜。但現實上套用現今香港社會則絕無不妥，甚至有警世之用。中國傳統智慧著重和而不同，為的就是別因意見不合而傷和氣，套用西方政治用語，即是妥協的藝術。在香港，妥協並不是軟弱的表現，更重要的是避免社會分化，兩邊弩張劍拔，給予北京一個更冠冕堂皇的口實，更嚴重地干預香港事務，一國兩制更只徒具虛名。《中庸•第二十章》內便提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講的是現今西方著重的批評思考，但古聖賢更在批判性思考（明辨之）之前加上三個步驟，首先要廣博地學習，要對學問詳細地詢問，才有能力慎重地思考，辨別是非。
從宣誓事件看到，不論泛民主派及建制派，無一不以深化香港的政治矛盾為榮，游蕙禎、梁頌恆自負有民意授權撐腰毫不退讓，建制派相繼發動群眾示威抗議、拉布，兩方各不相讓。從目前的政治環境去看，建制派難得找到道德高地，動員規模只會有增無減，變相令雙方的下台階愈見愈少，社會付出的成本卻愈來愈大。在賠上整個社會代價之前，兩派人能夠迴旋的餘地仍然是有的，關鍵是看立法會主席作為中間者、協調者的角色有否扮演妥當，在方寸之間令兩派人求大同，存大異，免得讓部份有心人借對立的社會形勢從中取利，擴大社會分化到一個無可救藥的地步，賠上了整個香港的名聲。
圖：文匯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