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回歸20年的思考：認識“香港所短”才能重新定位
（時事評論員 林暉 ）
轉眼香港回歸祖國20年了。站在2017的當下，香港在政治上遇上不少阻力，在經濟上需要重新定位，但筆者想談的，是香港人當下的心態。政治上、經濟上的大勢，個人未必可以左右，但如何因應香港的現狀調整自身的心態，與每一個香港人都密切相關。
每逢七一回歸紀念日，香港人都會猜度中央今年會否“派糖”。“派糖”這個說法嚴格來說有問題，導致港人不能正確理解內地與香港的融合關係，而將其理解為一種“老奉”心態。
應認清內地與香港的融合關係
自由行是不是“派糖”？香港回歸祖國之後，在人流物流上進一步融入祖國是應有之意，在保證香港有獨立的邊境的同時，方便祖國同胞來香港看看，難道不應當？雖然中央在非典之後放寬自由行，客觀上是達到了“救市”的效果，但開放自由行的發生理應是必然的。同樣的道理，之後的CEPA、滬港通、深港通，甚至現在討論的港深河套發展、高鐵一地兩檢等，都應該放在兩地融合發展的角度來理解，是兩地發展的自然需要。
“派糖”這種說法會衍生出很大的後遺症，就是誤導了民眾，以為這種政策是中央專門給港人好處，有“甜頭”的就要，遇到“代價”就怨天尤人。事實上，任何的政策推展都有好處也有代價，世上本沒有零代價的收穫。
正所謂“香港所長、國家所需”。如果國家不需要，所謂“派糖”不可能；如果香港無“所長”，這“糖”也派不出來。
港須經濟轉型重視科研投入
在回歸20周年之際，香港傳統的優勢都發揮得差不多了，但在新興產業上卻跟不上形勢的需要，這造成了在進一步融合的政策上，香港還能承接什麼成了問題。旅遊要顧及香港的承受能力，金融會進一步發揮人民幣國際化的功能，但事實上，現今全球發展最快的，是互聯網科技、人工智能、機器人等高新科技，但這些並非“香港所長”，哪怕國家政策想惠及香港，也要香港有這個能力才行。
香港的高等教育沿襲自港英年代的精英主義，回歸20年了也沒有根本改變，不要說跟已發展地區相比，哪怕跟發展中地區相比，香港的大學生比例都是出奇的低。根據2015年的數字，香港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人數，總數不會超過20萬人，佔700萬總人口不足3%；國際大都會如倫敦、紐約、東京等均在100萬人的規模，廣州市也有普通高等學校在校生不下100萬人，相對當地人口至少有7%的比例，而且近年比例仍在上升。在科研方面，香港的社會支出只及廣州、深圳不足四分之一，在現今知識型經濟的競爭裏，怎會不江河日下呢？
打個比喻，中國人講求人情世故，出來工作，有親戚朋友同鄉關照，事業上的發展肯定容易得多。但如果你的親戚朋友搞的是人工智能，而你卻只有中學文化水平，請問如何關照你呢？哪怕勉強把你請過去也只能做保安、清潔，因為你不掌握核心競爭力。
旅業仍停留於購物觀景欠新猷
哪怕不講人工智能這些高技術行業，就說旅遊吧。香港旅遊業是強項，但僅限於“傳統旅遊”香港，購物、看夜景之類的。近年輿論多說，香港要發展深度遊、特色遊，此方向絕對正確，關鍵是人才跟不上。今天在中國內地的一線城市，要入職做導遊基本都要大學水平。那一群追求深度遊、特色遊的內地中產以上的客戶，基本上都是大學本科、碩士以上文化水平，他們的足跡早已遍及東南亞、歐美，甚至非洲等地區。反觀香港的旅遊業從業員，平均應該只有中學文化水平吧，要讓這群人滿足高端客戶的需要實在是“強人所難”。
人貴自知，在內地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香港以“一國兩制”的獨特“中間人”優勢，輕易獲取發展果實。但隨著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香港在人才儲備上的劣勢日趨明顯。中央領導人寄語港人思考香港的定位，用意深長，希望港人與時並進，認識自身的優勢和局限，及時補充短板，跟上國家發展大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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