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成科：回歸廿載政改難行：中央有底線泛民要分權
「政改三人組」推銷政改方案最終無功而還。(大公報資料圖片)
回歸二十年，特區政府總共啟動了三次政改，其中二次失敗，一次成功。有人說，回歸後政改沒有寸進，原地踏步，這明顯不是事實。至少特首選舉由第一屆400名推選委員會委員選出，擴大至現時1200名選舉委員會委員；區議會除了27名當然議員外，實現了全部直選產生；立法會議席由60席增加至70席，並在功能組別中新增了五個俗稱「超級區議會」議席，讓所有選民實現「一人二票」。而在特首選舉中，不論有心或無意，亦已實現了有競爭性的選舉，這些成績不能抹煞。
香港民主發展歷史不長。英國從1688年「光榮革命」確立君主立憲制，到1969年18歲以上公民享有選舉權，歷經近300年；美國自 1787年憲法明確國會和總統由民主選舉產生，但至1971年18歲以上公民才享有選舉權，歷時近200年。當然，這些都是歷史了，在「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急迫感下，在「五十年不變」走到差不多中段的時間點上，回歸後這些政制上的進步恐怕未能令大多數市民都滿意。
回歸二十年，政改路難行，有人說責任全在中央無心，但如果中央無心落實普選，為什麼《中英聯合聲明》只提到：「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但《基本法》四十五條卻列明：「最終達至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標」？如果無心普選，這豈不是多此一舉嗎？人大釋法先後明確了香港「雙普選」的時間表和路線圖，「831決定」更表明2017年可以普選特首。如果中央只為拖延，干脆釋法將「最終達至」解釋為「2047年」不是乾手淨腳嗎？何必作出承諾？
中央不抗拒普選 惟需設底線
落實普選有利增強特首及行政機關的認受性，有利推動施政，這是中央所認同的。中央並不抗拒普選，但必須是有底線的普選，簡單而言有兩條：一是不容許對抗中央以「反共」為志業、與外國勢力關係密切、或者中央不信任的人成為特首，以免衝擊「一國兩制」；二是「雙普選」不能削弱特區的「行政主導」，不能令香港政治變成「立法主導」，早前張德江委員長的講話也重申了香港絕不走「立法主導」。
中央這兩條普選底線不難理解，香港不是一個國家，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因此在設計香港普選制度的時候不可能照搬外國主權國家的一套，必須考慮香港特區的法律地位、實際情況和歷史源流，必須處理好香港特別行政區和中央政府的關係。這些都不是套話，而是有明顯的針對性，人大多次釋法正正體現這些原則和底線。
然而，泛民卻認為自己在立法會選舉上擁有過半民意支持，如果在外國的議會，早已成為最大黨，不但可以控制國會，甚至可以組閣執政。所以，對現時的制度感到不滿、不甘，他們爭取「雙普選」的目的，與中央不同，中央是為了履行承諾、為了改善特區管治，而泛民則是為了取得執政權，與特區政府分權。
泛民欲爭管治權 成兩難局面
這樣就出現了一個兩難：一方面中央希望落實的是一個有底線、有限制、不影響兩地關係、不影響「行政主導」的普選，但泛民要求的卻是一個完全開放的普選，讓他們可以藉選舉取得管治權。這兩個目標是難以相容的，結果導致了兩次政改破局，相反唯一成功的一次，正是由於方案著眼於立法會選舉，並未有觸及管治權，因而成為唯一的一次成功。
有人近日不斷指新一屆政府應重啟政改，提出新的方案。然而，香港政改之難，從來都不是方案內容，什麼「公民提名」、「機構提名」等等，都只是表象，內裡最大難題，就是如何滿足「中央有底線，泛民要分權」這兩個期望。只要政改方案讓泛民可以分享權力，「公民提名」與否根本不成問題。但問題是，泛民又有否以實際行動說服中央放心分權呢？
藉民意施壓 反加深北京疑慮
中央對香港管治權的擔心不是沒有理由，泛民要爭取政改前進，就應該說服中央主流泛民都沒有與中央對抗之意、沒有與外國勢力勾結，在「港獨」、「自決」等問題上能夠守穩底線，堅決捍衛「一國兩制」。但泛民卻沒有做到，反而希望藉民意壓力、藉癱瘓議會、以至「佔領」行動企圖刀劍加頸向中央施壓，但這恰恰加深了中央的疑慮，進一步挫傷彼此的互信。
落實香港政改，關鍵是中央與泛民重新建立互信，這才是政改的重心，而非方案的內容。這個互信一日未能建立，繼續現時「中央不放心、泛民不改弦」的處境，香港的政改將難有希望。前一段時間，中央已多次放話指大多數泛民屬於建制人士，現在就要看泛民如何互動了。孟子說：「大事小以仁，小事大以智」。香港政改需要的正是「仁」與「智」，以及敢為天下先的「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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