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貞山：關愛座與讓座爭議

(文匯報資料圖片)

隨著網絡和手機科技的進步，近年香港的「網絡公審」風氣，也變得越來越厲害。不少市民的日常爭執，被好事之徒拍下後，再上載至社交網站，繼而被網民點評或抨擊，部分人的個人資料，甚至被網民「起底」。由早年的「巴士阿叔」事件，到現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關愛座的讓座問題。由於近年出現多宗青年人拒絕讓座而被「網絡公審」，部份人開始將矛頭指向關愛座設立的必要性之上，有些人認為關愛座現在已淪為「批鬥座」，應該予以取消。 

關座愛的爭議兩極化 

其實，設立關愛座而衍生的讓座問題，並非香港獨有，世界各國的大城市，均先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設立了關愛座，又或者稱為優先座，以此體現該個地方重視人權、平等、關懷精神。關愛座主要以老人家、孕婦、傷殘人士，作為照顧對象，另有部分國家如英國、愛爾蘭，則將攜帶幼兒的成年人包括在內。 

有趣的是，在讓座問題的分歧上，東方社會的中、港、韓、日等國的焦點，似乎跟西方社會的歐美諸國有所不同。簡而言之，中、港、韓、日等國的讓座爭議，大多是針對讓座給老人家的問題。近月來，除了香港之外，在中國上海、南韓首爾也相繼流出年青人不願讓座給老人家，繼而出現爭執的視頻。至於歐美國家，其爭議的焦點則較具實質性，例如：怎樣分辨表徵不顯的傷殘人士，以及立法明令讓座的必要性等。 

東西方的關愛座 

以近期爆發上海的讓座爭議為例，年輕的男事主以當日做義工疲累為由，坐在關愛座上，沒有即時讓座給老人家，被車內的人指責之後，為了面子堅決不讓座，後來他因為被人拍片而強搶對方的手機，觸動了警方。事件發生後，微博等社交媒體上的意見卻較為一面倒，大部分人均認為，我們不應強制要求別人讓出關愛座，也有人認為讓座是人情，不是本分，更不是責任，不應該道德綁架。當然也有意見指出，老人家並沒有特權，沒有必然獲得讓座的權利。 

其他東亞國家如韓國，經常到該國旅遊的讀者均會發現，他們的乘客大部分時間都不會坐在關愛座，哪怕當時整個車廂只有那裡有空位。據筆者身邊的韓國朋友介紹，韓國年輕人對關愛座避之則吉，除了因為韓國仍存在上下階級觀念、體現敬老的儒家思想之外，害怕被人網絡公審，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然而，這種讓座體現敬老的精神，也衍生另一個獨有的問題，便是兩個老人家往往為了獲得關愛座而「恃老賣老」，即使自己是後來上車，也會以自己更老為由，要求已經坐在關愛座的老人讓座，也因此造成爭執。 

至於日本，也是不少乘客不會或不敢使用關愛座。就筆者長期的觀察，日本雖較少出現韓國老人之間「恃老賣老」的爭執，但是年輕人因為讓座而跟老年人爭執，其實也是時有發生，只是日本私隱意識較強，較少出現所謂的網路公審及起底的個案。由此可見，中、日、韓文化雖然相對近似，但是伴隨着關愛座所衍生的問題，以及他們在應否讓座的態度上，三國似乎都有著些微不同的特質。 

那麼，西方社會又是怎樣呢？比起東亞地區，英美兩國的公營交通機構，早意為關愛座作出安排，近年倫敦更為老人家、孕婦、傷殘人士提供藍色讓座襟章及卡片(Please Offer Me a Seat Badge)，讓有需要而又難以啟齒的人士，可在不發一言之下更易得到讓座 (注：日本也有推出針對孕婦的識別襟章，但不限於在交通系統使用)。當然，倫敦地下鐵公司也表明，讓座沒有強制性，也不會安排人手去監督乘客是否配合讓座。 

至於美國，最著名的事件要說紐約的地下鐵路。在2009年，他們進一步地為讓座推出了罰則，不讓出關愛座給非需要人士的人，將會被罰款50美元甚至行政拘留，並在當眼位置貼了“it's law”的標貼。然而，跟倫敦一樣，紐約當局也不會安排人手去監督。 

讓座、不讓座，是道德問題 

其實，即使在歐美國家，談論到讓座問題時，老一輩既慨嘆讓座風氣的衰微，但是同時也有老人家認為自己身壯力健，不希望被視為弱者。東西方在看待這問題上，側重點也有明顯不同，西方著重實際效用，東方如香港現時則稍為本末倒置，大搞道德審判，而非做實事，這風氣是否社會之福？ 

說到底，讓座與否其實是一種道德上的選擇，是一種美德，只是應否以此凌駕個人的主觀意願，則是一個兩難的選擇。一旦用法例規範化，甚至搞起人格公審，將難免引起一連串的骨牌效應，亦會對其他處於道德與法律間灰色地帶的行為、價值觀帶來衝擊。 

就目前的個案來看，惡意霸佔、拒絕配合讓座的僅為少數，但是借此大搞道德批判的人，卻是樂此不疲，模糊了問題的焦點。當務之急，應該是思考如何更有效地改造車廂環境，讓真正有需要的人士，能夠更快更便利地得到協助，例如：是否取消特定關愛座的概念，讓整個車廂都成為關愛座，增加受讓的機會率，這又是否可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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