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棟：特朗普因為關注貿易而迷失對華目標
與今天的中國類似，二戰後日本的經濟崛起也是靠出口來拉動的。它採取一系列產業政策，支持出口，扶植明星企業，並千方百計獲取美國的技術。關鍵的區別在於，日本在安全上依賴美國。1987年，列根政府利用1974年《美國貿易法》第301條，也就是特朗普政府眼下對付中國的同一種工具，對選中的日本商品徵收100%的關稅。日本不僅沒有進行報復，甚至連這類威脅都不曾發出。美國現任貿易代表萊特希澤當年是裡根政府裡的中層貿易官員。裡根時代關稅的最終效果，如今是值得商榷的。
不是很久之前，中國經歷過在大饑荒時期被前蘇聯取消援助的困苦。今天，絕大多數中國人都願意與美國打一場貿易戰，他們決心不重蹈日本的覆轍。要打贏一場戰爭，你必須了解你的敵人。對特朗普和他的顧問們來說，忽視中國的民族情緒可謂戰略上不智。日本的劇本在中國不會靈驗。
2001年加入WTO時，中國承諾逐步調整它的人民幣與美元掛鉤的匯率制度。由於在接下來的幾年里中國的經常賬戶盈餘出現飆升，它開始抵制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並指出正是1985年到1987年日元超過50%的升值，不可逆轉地改變了日本經濟的上升軌跡。
特朗普總統的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勞倫斯一直竭力提醒人們，中國向來沒有按照WTO的規則行事，它迫使美國轉讓技術，而且中國已經不再是“第三世界”國家。
當然，這些說法是有道理的。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中國辯解說，它還不是發達國家，因為按照人均GDP來衡量，它的生活水準只是美國的15%。中國還辯解說，自從加入WTO，它的經濟已經明顯地開放，平均關稅下降到10%以下。中國市場的開放和自由化給美國的企業以及獲得廉價產品的消費者所帶來的好處，大大抵消了供應鏈轉移到中國所造成的製造業就業機會的損失。況且，人民幣已經對美元升值了20%以上。近年，中國消耗掉1萬億美元外匯儲備來防止人民幣貶值，即使是由於市場力量造成人民幣貶值，特朗普政府也肯定感到不快。
然而，美國官員對中國以漸進的方式開放經濟並不滿意，聲稱開放永遠“太少、太遲”。中國有可能作出讓步並加快改革，但它會頂住美國要求激進變革的壓力，堅持它“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政策。
特朗普的首要目標看來是振興美國製造業，與中國的貿易戰有可能讓製造業的就業崗位回流。不過，如果目標是讓製造業的工作崗位回流，那麼中國可以簡單承諾從美國進口更多的汽車和半導體，同時更多地向美國的工業投資。而滿足美國大幅放開市場准入、減少給戰略部門的補貼等其他要求可能要難得多，因為這與中國的漸進政策背道而馳。到最終，特朗普政府可能會滿足於中國在增量上作改變，畢竟，跨國公司並不是特朗普的主要選民，而擾亂全球經濟有可能帶來適得其反的後果。
重要的是，在對華關係中優先考慮雙邊貿易，會嚴重迷失美國的目標。美國用30年前的劇本挑戰中國，而中國正通過“一帶一路”倡議，把它的注意力轉移向東南亞、拉美、非洲甚至中東。對中國來說這是一道簡單的算術題。為了讓經濟的高速增長和平地持續下去，中國需要通過培育新興市場來做大經濟蛋糕。靠國內消費來拓展已經十分龐大的經濟規模，這已經被證明是困難的，而且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裡，它只是次優選擇。另一個選擇是，從現有蛋糕上切掉更大一塊，但這麼做肯定會更加與美國和其他國家為敵。
為維護地位和保持技術優勢，美國不得不在全球各個角落與中國展開競爭。由於了解美國在經濟、軍事上仍佔據優勢，習近平主席建議在“新型大國關係”下與美國在世界舞台上進行合作，並準備作出讓步。前總統奧巴馬虛與委蛇，他的應對手段是多邊貿易協議、重返亞洲和加強在拉美地區的參與。
政策向內轉，優先考慮國內少數工廠，從而枉顧美國與中國之間更大的格局演變，這似乎讓特朗普因小失大。隨著時間的推移，與中國的貿易摩擦也許會消退，但這不是因為他的戰術取得成功，而是因為貿易會轉向別處。
雖然全球化提高了經濟效率，但它在分配上的影響一直不那麼令人滿意。美國本可以憑藉它的技術和全球秩序，不斷向前推進，但它未能尋找到一個公正地分配全球化利益的連貫策略，也未能說服美國人民接受全球化。以“讓美國再次偉大”為目標的特朗普總統出現了，他正在與新興世界為敵，而中國卻投身於這個新興世界，並爭奪各國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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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原載於「中美聚焦」
http://cn.chinausfocus.com/finance-economy/20180419/27914.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