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思靜：香港教育正處於十字路口

自改行三年初中、三年高中、四年大學的「334學制」，香港原有的中學會考(HKCEE)和高級程度會考(HKALE)，被中學文憑試(DSE)所取代。自DSE舉辦以來，中學生要應付的公開試，則由兩個變為一個，其考試內容、形式，以及伴隨著公開試而來的教育方式，一直毀譽參半，究竟我們的考試之路該何去何從呢？

從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管治層面來看，考試和教育方式，應該配合當地的需要和發展來決定。考試可視為一個篩子，把較配合當地現在發展的人材篩選出來，再給予這些被選中者更高深的專業教育，最後成為社會和企業所需的核心勞動力。

一般來說人口眾多，國民人均資源較低的國家或地區，例如：內地和日本，公開考試就顯得更為重要；而人口密度較低，人力資源不足的國家地區，好像澳洲和北歐國家，就會側重全人發展，務求令每一個國民，都能照自己的所長學習，為國家作出貢獻。這不關乎甚麼東西方文化差異，也不存在孰優孰劣的問題。只是純粹關乎國家利益，人口數量和所擁社會資源的政策而已。

在重視考核的地方，考試前的教育，必須要圍繞這個考試的要求而制訂和調節，例如大陸是一個略以理工為先，製造業產業鏈比較完整的國家。工科系的學位數量就比較多，當然若果在個別範疇表現較出色的學生，也能夠脫穎而出獲得本科文憑，因為國家也需要其他方面的專才嘛。但其餘在考試中失敗的國民，就要憑自己的能力在社會打滾和發展了。

本港大學重通才多於專才

香港則較為特別，是一個人口密集而絕對側重商業的社會，需要大量能參與貿易與智商較高的所謂通才。因此直到這一刻，語文能力和算術，就是進入更高學府的基礎門檻。因此就算學生其他個別範疇突出，只要未能通過通才的門檻，也只能望門輕嘆。所以能進入大學學府的大學生，其實也未必絕對代表其整體素質比其他落榜者為優，他們很多時也是資質相對平庸之輩，只是剛好較為全面，通過了通才的門檻而已。

在選擇側重全人教育的地區，他們需要在較早的時間，辨識出學生的專長所在，再盡早重點進行專才培育；例如我有一個現實的朋友，他小學階段已經移民去了新西蘭。在當地的學習環境中，很早已經被發掘出數理天份，在中學階段已經開始專攻物理學，甚至大學安排他去過歐洲質子對撞機實習，最後更被保送到德國完成粒子物理學PhD。這個情況在人口眾多重視考試的地區，根本很難出現。

他如果在香港升讀，最後若果在考試中未能通過「語文」這個通才考驗的話，相信這個世界就少了一位物理學人才了。當然事實上他精通四種語言，修讀碩士課程後曾短暫考慮於香港發展。去過應徵天文台科學主任，失敗後被中電表面上招聘當IT人員，月薪三萬五，但是主要工作是替高層進行翻譯... 最後他能在香港運用的，也只是其語文能力，可見全人教育並不符合香港區情。

香港現站在通才考試和全人教育的十字路口之間。既幻想實行類似台灣式的學位普及化全人教育；但又害怕因為缺乏競爭性，而導致學生平均質素下降的必然負面後果。香港是一個產業單一化的地區，近年興起的本土主義，更使新畢業的人材自我設限，拒絕利用香港人身份的剩餘優勢，於大陸開展事業。香港大學生既缺乏國際生存能力，又排斥前往同文同種的大陸發展機會，本地發展空間又漸漸飽和，真可謂「兩頭唔到岸」。

學位貶值　畢業生恐成「定時炸彈」

大學學位的逐年增加更使學位貶值，立竿見影的效果就是畢業生起薪點停滯不前，這是簡單的供求問題。若果再繼續硬推學位普及化和全人教育，基層市民透過考試向上流動的階梯將愈來愈窄，社會的流動性將更為凝固，經濟尚可的情況下還可以透過社會財富再分配安撫人民（當然這屆政府這一點也做到一塌糊塗），若遭逢經濟衰退的話，這班拿著學位但對將來毫無希望的準知識份子，將會如台灣太陽花學運一樣，變成社會動亂的源頭，成為最難拆解的社會定時炸彈。

在民主社會中，全人教育普及學位和真普選一樣，一定是其中一種最美麗的選舉詞藻。各需要選票的候選人，也不可能違抗這理想國式的政治愿景。因此，無論建制泛民皆不會表態支持，類似恢復TSA或削減大學學位的政策。政府能否為香港選擇一個適合區情的教育政策，將是孤軍作戰的一役，考驗政府官員行政魄力和政治承擔的又一顆試金石。而香港的中長期發展和將來，亦與這個教育政策息息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