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仁諺：母語爭議根源在聯合國

Ben Sir身兼學者與藝人雙重身份。（香港電台圖片）

近日，Ben Sir上載視頻，批評教育局採用宋欣橋文章提出「粵語不是母語」，再次炒熱了粵普爭議，連太極朋友都問我對「粵語是不是母語」有何看法。

為回應朋友查詢，夏仁諺收看了Ben Sir視頻，輾轉找來了宋欣橋文章原文《淺論香港普通話教育的性質與發展》，詳細比較了Ben Sir和宋欣橋兩位學者的履歷，又參考了聯合國專家1953年報告等好些文獻。

評論是次風波，不得不談Ben Sir的特殊身份。Ben Sir，正名歐陽偉豪，2005年取得博士學位，專研漢語量詞，屬於語法研究領域，其後發表論文多為語法研究。工作方面，Ben Sir曾任中文大學高級講師，同時又活躍於影視廣告界，實行兩棲發展，身兼學者與藝人雙重身份。

批評宋無研究粵語並不恰當

至於宋欣橋，由1976年至2003年27年間在國家語委和教育部，一直專注做普通話推廣工作。推廣普通話，在語言學分類上，屬於語言規劃（Language Planning）之專業工作。從事語言規劃，有關工作者必須既熟悉語音、語法，也必須對方語學、規範語、雙語研究、社會語言學有充份的認識。所以，就資歷上來說，宋欣橋所從事的工作，並不是一個僅對語法有研究的語言學家所能勝任。Ben Sir批評宋欣橋沒有研究過粵語，並不恰當，因為語言規劃工作者不可能對方言沒有認識，而在宋欣橋文章裏，就引述了好些關於粵語的資料，提出了粵語與普通話相異詞彙不超過29.6%的說法。

對外行人來說，Ben Sir和宋欣橋都是語言學家，但語言學分支甚多，隔行如隔山，不同專業之間不一定能夠互相對話，正如時裝設計師難以批評室內設計師，心臟科醫生難以批評婦科醫生一樣。Ben Sir是次叫陣，可謂越界叫陣，無視了專業之間的差別，對觀眾來說娛樂有餘，對解決問題幫助有限。

其實，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政府已有前科，用上某學者之粵語正音建議做為公開考試評核準則，結果社會紛擾不斷，原因是有關學者只是語音學專家，其構想缺乏語言規劃上的整全考慮，政府卻無腦地把有關學說照單全收，最終賠了夫人又折兵。

Ben Sir越界叫陣，是一個問題，違反學術交流基本禮儀，是另一個問題。在學術界，學者互相批評十分普遍，平台一般是學術研討會和學術期刊兩樣。重點是，這些平台容許學者對等交流，方便被挑戰的一方回應批評。可是，Ben Sir叫陣針對教育局，評的卻是宋欣橋，平台既不選研討會，也不寫文章，讓教育局和宋欣橋難於回應。我們只能考慮Ben Sir這樣做，並非有意討論，也不期望回應，只是為了以藝人身份娛樂觀眾而已。

最後，回應大家最關心的問題──宋欣橋是否講過「粵語不是香港人的母語」？

宋欣橋文章原文如此寫道：

早在195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就把「母語」稱為「本族語」。「母語不僅屬於個人，也是屬於民族的」，「母語依賴於民族語言的認同，母語就是民族語」……粵語屬於漢語，但通常我們不會用粵語——一種漢語方言來代表漢民族的語言。明確地說，一種語言中的方言不能視為「母語」。因此，把「粵語」稱作「母語」，不是嚴格意義上「母語」的含義。因為「母語」的「語」是「語種」，是指一種語言，而不是指一種語言的地域變體——方言。那麼，如果我們不用「母語」這個概念，我們如何稱說「粵語」和我們之間親密的「鄉音」關係呢？語言學者為了與「母語」這個概念區別，取用了「方言」的「言」字，即「母言」來表述它（李宇明，2003）。

從文中可見，宋欣橋稱粵語為「母言」，表明他並沒有否認粵語是香港人最親密的鄉音。其實「母言」作為一個新概念詞，若要翻譯成英語，相信也只能跟「母語」一詞一樣，一律譯作mother tongue。

夏仁諺相信，宋欣橋區分「母語」和「母言」，主要是為了回應聯合國1953年報告中關於「母語」的說法。

聯合國無考慮「一族多母語」情況

話說在二戰以後，聯合國通過語言教育，着手扶助弱小民族建國，脫離殖民統治。當時擺在聯合國專家面前的，是眾多弱小民族。這些民族人口少，有的連文字也沒有。為了以上目的，聯合國（UNESCO）於1953年出版了一份報告，大概可以譯為《本地語在教育上的使用》（The Use of Vernacular Languages in Education）。報告討論了｢本地語（母語）」用於教育上的可能，又為「母語」立下了一些定義，但有關定義全都只從單一學童角度出發，沒有觸及一族內擁有多個母語的複雜情況。

事實上，一個民族人口再少，往往都不只有一種母語，兩條村相隔三十公里，村民可以同族，母語卻不相同。幸而小族人口少，在多種母語中選定一種做教學語言，犧牲其他母語，不致造成較大紛爭。但是，中國語言規劃工作者，面對13億人口超過270種方言，聯合國報告沒有妥善處理好的多種母語並存問題，他們不得不硬着頭皮去處理。如何協調多個本地語（母語）與標準語之間的關係，十分棘手，其難處不足為外人道。

中國曾經是一個有幾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人口眾多，文化根基深厚，做到以一文貫百言，情況大大不同於連文字也未有的小族。因此，中國做語言規劃，考慮自身的特殊情況，需要一套度身訂造的語言概念，不宜把聯合國為小族而提出的母語觀念照搬。

平心而論，對粵方言區的民眾，把「母語」歸漢語，「母言」歸粵語，讓漢語在概念上包括粵語和普通話在內，除去了普通話凌駕於粵語的含義，是用心照顧了國家和地區兩方需要的良心構想。宋欣橋的做法，只是重組概念，並沒有貶低粵語的地位。可惜，「母言」一詞太新，未有足夠的認受性，致使宋欣橋、李宇明等學者的說法較難讓人接受。

多提「兩文三語」少提「母語」

其實，「母語」一詞有如希臘神話中的金蘋果，很容易觸動人的神經。夏仁諺覺得，新加坡的做法，值得參考。新加坡政府為使國內各族民眾融洽相處，提倡多語並行，華人、馬來人、印度人各族享有自己的母語，但以英語為實用通語而非誰人的母語，巧妙地迴避了「母語」帶來的爭議。對於香港這個回歸才剛廿年的小城而言，政爭仍多。也許，香港政府強調兩文三語，自己少提「母語」，讓「母語」一詞回歸民間非專業用語，才是最聰明的做法。

香港語言學學者蘇詠昌，早就在其文章《母語教學及教育的縱橫觀》一文，提出「突出和標榜母語，亦會埋下分化的伏線…母語是個熱按鈕。用它來作口號去施政，若不是為了具體的政策，便是見識一般……」。

語言學是很複雜、分支甚多的學問，政府官員應該認識到，語言政策大方向的諮詢對象，必須抓對專業，特別須區分普通語言學、社會語言學、民族語言學等，如是對政治文化有深入見識的通才更佳。由於語言政策涉及社會、民族、文化、經濟、教育等多重問題，單純研究語法、語音、訓詁的語言學家，如果他們不願同時涉獵社會語言學、社會學、經濟學、民族學、語言規劃、教育等其他專業領域，他們就語言政策所提的意見，相信參考價值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