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思源：美國對中國債務危機的危險誤判
二戰以後經濟史上最大的貿易戰已經正式啟動，特朗普總統決定讓貿易戰升級，一些美國經濟學家現在也認同章家敦所宣揚的舊神話，即中國經濟即將崩潰。他們的推斷乃是傳統經濟學的縮影，其內容是：只有在經濟快速增長，也就是中國GDP增速超過6%的時候，地方政府和國企的債務水平才可維持，而當貿易衝擊把經濟增長率拉到6%的水平以下，負債纍纍的組織就會無法擺脫迫在眼前的償債負擔。這會引發大規模債務危機，人們喪失信心，最終導致經濟崩潰。與此同時，人民幣將不斷承壓，就算全面實施嚴格的資本管制，中國的3.2萬億外匯儲備也無法阻止人民幣匯率崩盤。隨着經濟信譽不復存在，以及人民幣匯率自由落體式下滑使通貨膨脹飆升，中共的合法性將受到質疑。這種觀點認為，為避免上述不祥局面，中共將不得不早早認輸，在諸如貿易等問題上向華盛頓作出巨大讓步。
正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黃育川所說，用傳統經濟學來評估貿易戰對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影響難有建樹，因為中國經濟同時還受許多中國獨有的非常規因素的影響。此外，美國盲目的戰略樂觀派認定貿易戰將導致中國經濟崩潰，這也促使特朗普總統採取強硬立場，而不是尋求和解。在國際關係中，精準的戰略眼光對達成協易至關重要，如果一方過高估計自己對對手戰略環境的影響力，那麼衝突就會持續下去，否則雙方是可以達成互利協議的。
所以關鍵就在於，在對中國經濟的脆弱性和中共的傾向作出簡單結論之前，美國的戰略家們應該仔細研究中國經濟的基本面。這其中，三個關鍵的「中國特有的經濟維度」應予仔細考慮：中共對信息的全面掌控以及控制信息擴散的能力；它可以改變產權實行緊急國有化；最後同樣重要的是中國的貨幣革命做到了無現金，增加了國家的稅收。
中共對金融信息的掌控
信息是影響經濟主體行為和市場整體走向的關鍵因素。西方與中國的一個主要區別在於，（中國的）金融信息是經過政府篩選的。如果一家大型國企或地方政府面臨緊急的流動性不足，政府能夠限制消息的傳播，從而控制「信息階流」。這將為監管機構採取行動提供時間，使之能夠利用適當的監管、貨幣或財政補救措施，防止危機升級和變成系統性危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無法效仿這一點，因為媒體會立即對流動性危機進行報道，甚至誇大危險，導致政府無法遏制萌芽中的危機，只能事後採取行動。
誠然，政府能夠大規模屏蔽信息是有利有弊的，濫用會產生道德風險，且無益於價格信號的遠期效用。但如果策略性地運用對金融信息的控制，並輔以事後問責，那麼對經濟活動的總體影響就可能是積極的。
中共可立即國有化系統性經濟主體
在中國，國家的利益至高無上，當國民經濟穩定性面臨危險的時候，一家大型金融公司或系統性市場參與者可以隨時被國有化，同時可以通過應急措施來注入足夠的資金，穩定流動性。最近安邦一案就是典型的例子，這家公司很快被國家託管，董事長被逮捕。而在美國，國會、白宮和財政部將不得不與律師和說客大軍進行長達數月的司法較量，從而錯失寶貴的時間。人們可以回想一下2008年的金融危機、Solyndra的破產或救助美國汽車業的時候，國會和行政部門採取行動所耗費的時間。
無現金革命帶來稅收利好
技術也為中國監管機構提供助力。大數據革命和新的社會信用體系優化了私人資本配置，讓經濟能夠更好地向更加可持續的模式過渡。中國是全球無現金交易的先行者，其金融科技規模是美國的十倍，為支付寶和微信支付提供了大量數據，使它們得以為八億多用戶創建完整的信用評級檔案。這大大提升了私人資本配置的效率，因為信用分析使道德風險和逆向選擇最小化，而這本是金融資本配置中兩個屢見不鮮的問題。
雖然無現金交易不能解決地方政府的債務飆升，但卻可以緩解國家的政府預算壓力，因為它更易於稅收登記。如果中國轉向全面的無現金經濟，影子經濟就會很快進入國家統計數據。這種無現金交易將產生一種未來現金流效應，提高人們對中央政府財政擴張能力的信任，並且可以在不超發國債的情況下救助破產企業。通過當前這種國家收入的增長來實現去槓桿化，可以平穩且可持續地削減債務，而且不必抑制短期的財政擴張。
中國人民銀行曾經儘力估算無現金經濟對貨幣政策的影響。宏觀經濟建模可能是複雜的，而且常常有誤導性。然而實現無現金是一項戰略決策，這個決策中國實施起來並不難，因為它已經擁有精心設計的技術平台，也就是所謂的無現金生態系統。例如，政府可以對ATM機交易徵收專門的從價費，以抑制人們從ATM取錢，鼓勵人們使用電子支付平台。在很多使用現金的時候商家不會開收據，因此也從不繳納增值稅。而無現金支付是實時和自動的，增值稅會立即向國家會計核算系統登記，這樣一來稅收收入便會增加。除了「增值稅效應」，對交易數據的分析還使所得稅變得容易估算，因此可以防止偷稅漏稅（即「所得稅效應」）。即使在希臘，無現金交易也創下了讓國家財政環境正常化的奇蹟。
的確，中國內部也有人擔心貿易戰會影響中國經濟。對貿易戰情況下中國去槓桿化的速度，中國人民銀行和財政部出現了頗不尋常的口頭爭議。中國人民銀行官員贊成實行強有力的財政刺激，而財政部官員則偏向於通過國企進行有針對性的財政寬鬆。
很顯然，面對全球性衝擊，中國經濟並非無懈可擊，但由於已經積累了大量財富，並且有大規模草根創業的推動，決定中國的經濟活力和債務去槓桿化的，將主要是國內政治、明智的供給側改革和堅持不懈的對外開放。只有國內進行改革才能充分提高生產力，提高中國的福利，使長期債務與GDP的比率正常化。
因此，美國的戰略家們必須準確判斷中國經濟的基本面，不要過高估計美國貿易關稅對中國債務可持續性的負面影響，因為這會促使特朗普總統將貿易戰升級，推動中國和美國走上衝突之路。
即使在中國弱得多的上世紀60年代，它也堅決抵制了外國的脅迫，敢於對抗蘇美兩個世界超級大國。錯誤估計中國經濟基本面及其反抗經濟脅迫的決心，不僅會給美國和中國，也會給全球經濟秩序帶來災難性後果。
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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