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芬·沃爾夫：解讀谷歌在中國的「大變臉」
中國向來是這樣一個國家，它迫使主要互聯網公司要考慮，僅僅作為中立、無偏見的信息平台是沒有可能的。在互聯網時代的中國經營業務，始終都意味着網上發佈、共享和討論的內容要服從某些限制。2006年谷歌首次推出Google.cn服務的時候是這樣，2010年谷歌因為審查制度和中國政府試圖入侵人權活動者的谷歌賬戶而關閉Google.cn搜索引擎的時候也是這樣。2018年的今天更是如此，目前中國政府對網上內容的控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嚴，然而有報道說，谷歌正在為它的中國搜索引擎開發新的審查版。
儘管重新進入中國市場有顯而易見的商業理由，因為中國擁有總數達7.72億的全球最多網民，但谷歌打算卑躬屈膝重返中國，接受所有政府審查要求，仍多少令人吃驚。這部分是因為谷歌當初算是大張旗鼓地撤出中國，而從最開始就被中國政府封鎖服務的臉書、推特等眾多美國主要技術公司從來不曾（或無從）做這樣的決定。由於谷歌2010年採取的道德立場是不與中國的間諜行為和審查制度合作，所以，人們很難不把谷歌明顯的「大變臉」決定，看成它在保護用戶帳戶不被國家刺探和幫助全球用戶傳播未審查內容方面的一次倒退。
也許，2018年互聯網在各國受到的監管已經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而谷歌不過是開始接受這樣的觀念，即在不同國家做生意需要遵守各國法律，無論公司對這些法律是認同還是不認同。在德國，它意味着要遵守不久前頒佈的「網絡仇恨言論法」，該法要求社交媒體上某些違反德國法律的帖子需在24小時內刪除。在印度尼西亞，它意味着迫於印尼政府的壓力，Google Play商店裡為LGBT受眾服務的APP，例如同性戀約會APP，都必須下架。在某種程度上，對一家要應付數以百計不同國家法律限制的跨國公司來說，想必中國要求封鎖某些詞語和事件的搜索結果，如今看上去已變得十分尋常。那些與導致谷歌2010年撤出中國類似的極端且不正常的要求，在2018年或許已經司空見慣，它們不過是另外一些讓人遺憾但又無法避免、為覆蓋全球儘可能多的網絡用戶而必須面對的阻力罷了。
但是，即使作為一項商業決策，目前也不清楚，開發一款符合中國政府特殊要求的搜索引擎究竟對谷歌有多大意義。谷歌2010年離開中國的時候，已經有人猜測它的撤出是因為未能在中國獲得足夠市場份額，輸給了本土競爭對手百度。2018年，中國主要互聯網公司遠比2010年的時候更大、更有實力，而且它們正努力把客戶群向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以外拓展。
這也許是迫使谷歌再次嘗試直接參與中國市場競爭的一個原因，也因此，與八年前相比谷歌更不可能戰勝這些競爭對手。谷歌有可能憑藉一款審查版移動搜索APP重返中國市場的消息傳出後，百度CEO李彥宏甚至在一家社交媒體上發帖子挑戰，宣稱「百度會再次獲勝」。
為了增加在中國市場競爭的機會，大概也是為了合乎中國有關在華開展業務的互聯網企業需在中國境內運營其基礎設施的規定，谷歌據稱正在與另外一家當地公司合作開發搜索類APP。（已經有六位參議員要求谷歌CEO桑達爾·皮查伊向他們說明，這種合作關係是否與谷歌同中國互聯網巨頭騰訊的另一項涉及專利交叉許可的交易有關。）據The Intercept網站報道，合作夥伴公司甚至有可能無需谷歌的同意，就能得到將搜索詞和關鍵詞列入黑名單的方法。
不過即使完全屈從中國政府的要求，同時與本土科技公司進行合作，也很難看出在一個全面由中國企業主導的市場上，谷歌的計劃能夠取得任何進展。正如谷歌自己的競爭對手——最出名的就是微軟Bing搜索引擎——領教過的，讓互聯網用戶離開他們已經熟悉和喜愛的搜索引擎絕非易事。尤其在美中貿易關係極度緊張、中國政府正積極推動國內科技產業發展的時刻，谷歌為什麼會指望中國有公平的競爭環境呢？
谷歌顯然認為，如果能獲得政府的批准，它就可以憑藉優越的搜索技術贏得中國市場。但今天的互聯網市場已經與2010年完全不同。目前尚不清楚谷歌能從這一努力中獲得多少好處，但至少，它會讓谷歌失去道德制高點。
文章原刊於《中美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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