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慶安：修昔底德陷阱的三種未來
近期，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的提出者、美國哈弗大學教授格雷漢姆·艾利森對中美關係發出了一個悲觀的判斷，他認為在貿易戰愈演愈烈的情況下，在兩個大國當前的關係背景下，修昔底德陷阱幾乎無法避免。
這個判斷是否過於悲觀，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應該認識到，當前美國對華態度，的確出現中國改革開放40年以來的最大變化。從2016年年中以來，美國對華研究界、政策界都在普遍討論中美關係轉向。其變化的核心是，中國崛起之後，中美關係的本質是否還是霸主和新興市場國家的關係？我國學術界當時對其有所關注，但是在特朗普上台之後，這種關注有所忽略。
當然，正如李光耀所說，美國無論從心理上還是決策上，都無法想像世界上有另外一個國家和它一樣強大。但同時我們也應當注意到，中國的崛起幾乎是必然的。尤其是在中共十九大之後，中國更加明確了未來近50年的戰略路線圖。美國對華政策的基本面，也不可避免的要考慮未來十年甚至到中國兩個百年時期的實力對比。
這一切正如美國民主黨的部分參議員所說，既與特朗普有關，也與特朗普無關。這就是格雷漢姆所說的修昔底德陷阱，是一個中美兩國遲早要面對的問題。但是修昔底德陷阱是一種歷史經驗，只是描述了伯羅奔尼撒戰爭以來多次國際秩序變化的宏觀局面。修昔底德陷阱，其實並不必然表現為戰爭。例如沒有人會否認美蘇之間是一種修昔底德陷阱式的爭霸，但是美蘇之間並沒有最終以戰爭收場。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的摩擦方式，至少體現為以下三種。
首先，兩個大國長期在多個領域發生全方位的摩擦和競爭，直至一個國家發生根本變化，明確二者之間的關係。冷戰時期的美國和前蘇聯就是這樣的典型例子。由於意識形態和國家安全的基本衝突，二者之間的全方位競爭形成了改變世界的歷史。
其次，兩個大國在短時間內，在某一具體領域爆發大規模衝突，如領土領海、貿易等，通過這場衝突明確二者之間的力量關係，最終形成一段時期的穩定。歷史上有斯巴達與雅典，近代有英國與西班牙，德國的崛起，當代有美日關係等。
第三，兩個大國在較長時間內，在多個領域發生小規模的摩擦和競爭，但是出於各方面的限制和其他特殊原因，兩國並未最終走向衝突，而是悄然發生力量變化。比如20世紀初的英國和美國等。在這種局面中，其他特殊原因成為了重要的變量，比如其他新的大國的崛起，特殊國際威脅如大規模恐怖主義的出現。
在這三種未來中，中美之間是必定要落入其中一種，還是能夠開創新的局面？如果修昔底德陷阱幾乎無法避免，我們是否應該期待中美兩國至少以第三種方式來拯救未來？格雷漢姆進而在《註定一戰？》一書中說，可預見性和穩定性是處理美中關係的核心。如今這二者都面臨巨大的挑戰。一方面難以預見美方在處理中美關係中的利益考量，究竟是全面遏制中國的崛起，還是將中國崛起置於一個可管控的範圍內。另一方面，中美關係的穩定，核心取決於兩國對於國內發展挑戰的理解。如果兩國都認為外來壓力是經濟下行或者威脅執政權的主要原因，那麼兩國關係的穩定就有比較大的未知數。
因此，爭取以第三種方式面對修昔底德陷阱，應當是中國的最佳選擇。中國必然要做好中美之間多個領域小規模摩擦和競爭的準備，從管控分歧的思路走向管控摩擦規模。由於中美存在意識形態等領域的分歧，中美之間有落入第一種陷阱即大規模衝突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貿易摩擦的出現，其實並不是一種最壞選擇。
問題在於，貿易摩擦的規模，是否反映了中美之間避免更大規模衝突的理性，以及能否管控貿易摩擦擴散到其他領域或者其他地區。從當前特朗普的整體戰略來看，這種管控理性有所體現但不夠明顯，常常被他的誇張話語所掩蓋，因而更值得中美雙方的有識之士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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