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飛龍：大交通樞紐推動灣區結構性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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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秋季是粵港澳大灣區「大交通」建設的豐收時刻。9月23日，廣深港高鐵香港段通車，香港納入國家高鐵經濟網。10月23日，國家主席習近平視察廣東，宣佈港珠澳大橋開通，見證這一歷史性時刻，次日大橋正式通車。

廣深港高鐵和港珠澳大橋是粵港澳大灣區「跨境大交通」的基礎性和標誌性工程，其相繼通車，為正在展開的大灣區經濟發展及社會與制度融合提供了關鍵性支撐。習近平親自出席亦具有顯著的象徵和示範意義，標誌著國家對改革開放40周年之後「新改革」著力點與戰略推動力的選擇，粵港澳大灣區責任重大、使命光榮。

「大交通」不同於港澳及珠三角其他城市的內部「小交通」，其經濟社會意義在於五個方面。

第一，大交通擴大了大灣區居民就業、旅行、置業、交友、教育及社會參與的範圍和程度，有助於港澳深度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也有助於珠三角其他城市借助港澳優勢進一步創新發展。

第二，大交通必然帶來港澳生活方式與制度元素在大灣區的吸收、整合與會通，助推大灣區成為更具整體性、協調性、有機性與創新性的人文灣區。

第三，大交通有助於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實質性建設，有助於整合多方力量，釋放創新動能和創意，幫助國家實現高端技術的突破。

第四，大交通可以幫助解決港澳社會內部資源緊張、階層矛盾凸顯、經濟發展乏力的結構性矛盾，通過地區合作及經濟社會容量擴展，客觀上增進港澳社會的繁榮穩定。

第五，大交通還有力支撐了香港特區政府最新宣佈的「明日大嶼願景」，使得大嶼地區成為香港「新區」及富有開發、發展價值的重要區域，不僅可以有效解決居民「上樓問題」，還可推動與澳門及珠海的創新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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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交通在推動港澳居民身份認同方面也將具有三方面突出效應。

第一，大交通使得港澳居民尤其是青年人有更多機會和便利來內地旅行、交友、就業及創業，並可享受到包括創業支持專案、居住證等特惠安排，幫助其在具體利益、情感和國家認知上融入灣區及國家體系。

第二，在大交通支持下，灣區建設可以試行「大灣區智慧一卡通」，捆綁灣區內多重優惠、福利及政策性安排，以「大灣區人」的概念化和制度化而實現對香港「本土主義」的對沖和消解。

第三，通過大交通條件下灣區社會保障、公共服務與公共治理標準及生活方式的趨同化，打破「兩制」的僵化隔離，推動「兩制」向「一國」有機融合發展，逐步解除「深圳河」的二元對立符號意義。

港珠澳大橋將會是普惠性的跨境大橋，不僅給香港的跨境發展帶來重大機遇和利益，也為澳門與珠海的經濟結構調整和參與大灣區建設帶來重大契機。從大交通結構來看，廣深港高鐵和港珠澳大橋恰好構成大灣區跨境體系的「雙軌協同線」，前者側重深港整合，後者側重港珠澳連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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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借助港珠澳大橋，可以尋求經濟產業多元化的外源動力，可以在與香港的對接合作中尋找到自身獨特優勢，實現「新經濟」的佈局發展，尤其是會展經濟、休閒旅遊和國際文化交流。珠海也可借助港珠澳大橋獲得更多來自港澳的資本、人流、技術及合作專案，實現其作為大灣區重點城市的經濟崛起和佈局優勢。

當然，港珠澳大橋之建設與管理必然在制度和技術上持續受到挑戰和考驗。既往經驗表明，在「一國兩制」制度優勢及中央政府大力支持下，所有的挑戰和考驗均能夠尋求到妥當解決方案。

港珠澳大橋建設採取了中國跨海橋樑建設的最高技術標準，是大灣區科技文明的地標性工程，它的通車本身就是中國橋樑技術世界領先的證明。大橋的管理涉及港澳與內地的三種制度體系、海關措施及應急處置協同機制，儘管前期做了充分的地區間民主協商及中央決策支持，但在具體運行中必然涉及複雜的法律衝突化解、糾紛處理、事故調查、應急協同、管轄權確認與互助、維修責任、收益分成等諸多細節。

我們確信這些運行管理的具體問題可以在「一國兩制」及三地協同框架下得到有效解決，大橋的經濟、社會、文化甚至國家治理上的戰略性意義和價值必將得到日益顯著的體現。

 

文章原刊於《橙新聞》，本網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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