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渤：香港房事與集體記憶……
時事短打 鮑渤
如果香港有朋友說，「我有一層樓收租」，不必驚訝。港人說的「一層樓」，大陸稱為「一套房」。一百平方米的住宅在內地尤其是二三線城市是再普通不過了，但在香港可以自豪地稱為「豪宅」。還有，按照香港房委會承諾的公屋編配標準，每人擁有不少於7平方米。而香港關押囚犯的赤柱監獄單人囚室是7.5平方米。換言之，人均住房面積不如囚室。
以上例子，大致可見兩地關於「房事」的認知差異。
香港房委會日前公佈最新公屋輪候冊數，排隊上樓的時間創十八年新高，而且高處不算高，在可預見的將來還會攀升。
說好的「三年上樓」目標，始於首任行政長官董建華。他在1997年發表的首份施政報告作出這個承諾，基本上是做到了。但到了2014年9月，三年上樓的承諾終於「Hold不住了」，今年開始平均輪候時間已經突破五年，隨時突破六字。
目前公屋輪候申請人高達26萬。這個數字，相當於加勒比海的巴巴多斯全國人口，或者說逼近今次世界杯聲威大震的冰島總人口了。所以望穿秋水靜候公屋的香港市民，突然某一日接到通知去領鑰匙，都有中六合彩的歡天喜地。
香港政府是最大業主
公屋對香港人來說有多重要？香港七百多萬人口，有大約一半棲身其中。政府作為香港最大的業主，為市民提供資助或補貼的物業，包括租金僅及市場價六分之一的公屋、售價相當於市場價打七折的居屋。由此可見，公屋對香港市民影響之大，世界上無出其右者。
香港為低收入居民提供廉租屋有優良傳統，早在大陸「解放前」的1948年已成立香港房屋協會，處理因為政權易手而大量湧入的難民安置問題。
昔日石硤尾邨（政府檔案處圖片）
1953年聖誕節，九龍石硤尾寮屋區發生一場大火，五萬多災民無家可歸。這場大火無意中導致了香港公共房屋的誕生。沒有宏偉藍圖，沒有前瞻規劃，香港公屋在懵懵懂懂之中浴火重生。那個時候，地球上還沒有新加坡這個國家。
踏入六十年代，「雙城記」的香港和新加坡幾乎同時開始大規模興建廉租屋邨。李光耀設立「建屋發展局」，大規模推出新加坡特色的組屋。此舉令新加坡從一堆貧民窟和棚屋區，變成全球自置居所率最高的國家之一。香港的表現也不錯，公屋發展至今成為最多香港人棲身的物業。與市場價動輒逾萬港幣起步的租金相比，公屋簡直就是白住。所以有一種說法，在香港有兩種人生活得最幸福。一種是住豪宅的超級富豪，另一種則是有資格拿到公屋，享受低廉租金和超值小區服務的公屋一族。
所以說，香港的公屋邨不是「悲情城市」，雖然謙卑，卻是地球上湧現出最多明星的地方。出身公屋的巨星名流們多不勝舉。當下紅遍大陸的鄧麗欣曾住屯門大興邨，天后容祖兒、王祖藍、黃家駒、蔡楓華小時候住恆安邨，在美國好萊塢闖出天地的導演吳宇森住石硤尾邨， 鄭伊健在土瓜灣的樂民新邨長大。許冠傑四兄弟從沒有自來水沒有電的鑽石山木屋區搬到蘇屋邨。許冠傑小時最喜歡在後樓梯練結他，唱到街知巷聞。
劉德華、容祖兒、鄧麗欣皆公屋長大
劉德華在藍田邨長大，他的大姊一家則住在沙田大圍新翠邨。華仔成了「天王」之後，乾脆把藍田邨十五座地下的「華東燒臘」買下來送給喜歡吃叉燒的父親。當然，現在貴為「民間特首」的劉天王，早已和父母搬去住加多利山大宅了。
昔日藍田邨（房委會圖片）
香港的許多屋邨，成了海內外攝影發燒友的「打卡點」。譬如「大班」鄭經翰小時候住過的彩虹邨，名字很浪漫，色彩很炫艷，但就是沒有彩虹。
毫不誇張地說，屋邨承載著滿滿的港人集體記憶。數百呎斗室逼逼狹狹，還有家家戶戶用竹篙掛出窗口的衣服如萬國旗飄飄，印證了香港人胼手胝足，揮汗如雨的流金歲月。還有像電影《花樣年華》一樣充滿懷舊感的走廊花磚，Y型H型一字型或口字型的屋邨設計，簡直就是童年的美學啟蒙老師。
作為港式文化一部分的公共屋邨，可以之比較的是台灣的眷村。1949年前後，大陸政權易手，山河色變。蔣家王朝大約二百萬軍民，展開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跨海遷徙。驚魂初定安頓台灣，政府為中央各部委辦、各軍兵種的家眷興建及配置粗糙的居所。歲月留痕，眷村也沉澱為臺灣文化與歷史裡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在眷村出生長大，被稱為「外省人」第二代，在生活環境、家國情懷和身份認同方面，有著不同的集體記憶。許多遷出者至今仍懷念眷村時期「窮得只剩下快樂」的歲月。
惠及眾生的「鄔勵德原則」
說到香港公屋，不能不提一個人，就是今年初辭世，享年一百零五歲，有「香港公屋之父」聲譽的鄔勵德（Michael Wright）。相信很多人沒聽過他的名字，但他對港人居住環境的改善，居功至偉，無人能及。他致力提倡獨立廚廁是公屋的標準配置，被後世稱為「鄔勵德原則」。
鄔勵德（網上雜誌《城市日記》片段截圖）
祖籍為英國，出生在香港的鄔勵德，曾經回英倫留學主修建築。他在二戰時期被日軍關押，經歷過四十多人同廁的戰俘生活。這段經歷對他作為建築設計師有深刻影響：人之所以為人，必須住得有尊嚴。
二戰結束，香港重光後他參與戰後重建工作，成為首席建築師，更於一九六三至一九六九年出任工務司長。香港第一個設獨立廚廁的公共屋邨深水埗「上李屋邨」，就是他的作品，而房協轄下的大坑勵德邨，更以他命名。如今，「鄔勵德原則」可謂惠及眾生。
時至今日，世界各大都市都患住房緊缺的都市病，只是香港更為病入膏肓。根據今年初政府統計處的數據，全港約有 二十一萬人居住在呎價媲美豪宅的「劏房」，但政府卻束手無策。把公共房屋事業做到全球最好的新加坡，至今仍為香港學習的榜樣。
如果筆者沒有搞錯，「劏房」一詞不僅源起香港，也是香港特產。多年前，有西方學者曾經向筆者討教，什麼叫劏房？琢磨半天，英文的確沒有這個詞，筆者只能解釋這是Sub-divided apartment，或者Partitioned unit， 類似辦公室的Cubicle。後來有一次偶然看到香江才子陶傑的專欄文章，用的是Ripped room或者Butchered room。「劏」是粵語，國語有「屠宰」之意，斯文一點的說法是「剖開」，用來形容住宅，就是分割成若干個單位的行為。陶傑不愧為才子，翻譯更達本意，當然也更加赤裸裸的血腥。
圖片提供：熊昱彤
「劏房」一詞的源起與英譯
歐美發達國家的居民，無法想像「劏房」怎麼能住人。自工業革命以降，倫敦雖然有狄更斯筆下的貧民窟，但十九世紀中期之後人權意識高漲，貧民窟漸成歷史記憶。筆者曾經居住多年的澳大利亞，當地的公屋配置，大致上反映了英美加澳紐的水平。縱然身處社會底層，也可享受decent living，不失做人的尊嚴。
德國之聲今年七月在林鄭上任一週年之際做了一個訪談，一名單身母親與兒子住三十平方尺的劏房，月租金二千三百元。吃飯、睡覺，孩子做功課都在床上。最令人心酸的是，十三歲的兒子開始步入「快高長大」的青春前期，卻不得不「卑躬屈膝」在這種極度壓縮的空間生存，脊椎骨也因此扭曲。這為母親最大心願，就是早日分配到一個公屋單位，讓兒子有尊嚴地成長。
但公屋夢越來越難圓。由於樓價高企，擁有高學歷的單身青年也加入申請公屋的大軍。從2006年開始，大專及大學學歷的申請者，比率由當年的5%急增至2014年的23%。
香港在二十年間，發展商興建大量低實用率的「發水樓」和「納米樓」湧現。港人的居住環境變得更加光怪陸離，外國媒體對香港樓市的報道也多了一些頗有黑色幽默感新詞，譬如Shoebox home， coffin-sized home，Nano flat。還有，香港人素來敬畏風水，但不久前有一凶宅打八五折放盤，哄搶之下一天就賣了。
筆者記得從去前開始，香港有商家推出太空艙Feel的「膠囊」住宅（Capsule），但似乎沒有人提出反對，只有好奇，還有一聲歎息。無獨有偶，在全球失業率最高之一的西班牙的巴塞隆拿，有公司也打算推出廉價膠囊住所，令失業或低收入者以 200 歐元月租（約 1,800 港元）居住「蜂巢」。不料此舉引發眾怒，巴塞隆拿市政廳斥該項目不合法，拒絕頒發許可證。更有當地議員痛批這不是住宅而是「棺材」，有損人之所以為人的尊嚴。
香港的沉默與巴塞隆拿的抗議
「沒有人想住成這樣，我們只是提供露宿街頭以外的選擇」，公司名叫Haibu 4.0 的發展商的解釋，似乎不無道理。同理，香港樓價去年飆升15%，出現五年來最大升浪。國際公共政策顧問機構Demographia最新公佈國際樓價負擔能力報告指出，香港連續八年登上樓價最難負擔城市之首。一個中等收入的家庭必須維持零支出長達19.4年才買的起物業。在這種情形之下，只有政府介入，才能彰顯「居住正義」。
公屋（Public Housing）最早起源於英國。19世紀伴隨著工業革命，倫敦及其它大城市人口暴漲，住房緊張導致貧民窟的出現。英國政府開始出手，治理阿當斯密所言的自由經濟「看不見的手」（Invisible hand）帶來的貧富懸殊。如今，全球很多國家都在呼喚「居住正義」。在私人住宅成為海市蜃樓、遙不可及的香港，公屋就成了升斗市民最後的避風港。把解決住房問題列為重中之重的林鄭月娥和她的團隊，再也不能採取港英政府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的「積極不干預」（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政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