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慶成：香港的老楊和小楊
我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學位於沙田區，依山而建，從山頂到山腳都是建築物。每年一到夏天，學生們要上下山上課，很多人都汗流浹背，苦不堪言。在我讀中大的那個年代，不少同學趁空檔時間就去中國研究服務中心逗留。
中國研究服務中心位於中大山腰的田家炳樓。對我們來說，那裡人不多，環境清幽，還有不少獨立的書桌，是很好的中途休息站。
畢業後踏入社會工作，才知道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原來大有名堂。它的前身是研究中國的西方學者於1963年成立的「大學服務中心」，專門為冷戰期間從海外到香港來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服務，擁有當代中國國情研究最齊全的圖書館。1988年，中心加入香港中文大學，更名為「中國研究服務中心」。
像中國研究服務中心這種歷史悠久的機構，多年來吸引許多著名西方學者前來做研究，例如剛去世的「中國通」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還有專門從事中國和日本研究的哈佛社會學家傅高義（Ezra Vogel）和孔傑榮（Jerome Cohen）等人。這些人在中心也留下不少有趣的故事。中國問題權威專家包瑞嘉（Richard Baum）在2010年出版的《中國觀察者：一個北京窺探者的自白》就披露了一個小故事。
話說中國自1949年後基本上與西方世界斷絕聯繫，進入所謂的「竹幕」時期。在上世紀60年代，如何獲取新中國的第一手研究資料，頗讓西方學者頭痛。包瑞嘉表示，外國學者由於沒法子接近中國大陸，只能通過香港採訪從大陸偷渡到香港的大陸人來獲取信息。
包瑞嘉憶述，當時有兩名來自廣東的偷渡者，名叫小楊和老楊，由於他們非常了解中國的情況，差不多成了中心的常客，經常被中心的學者們訪問，「以致人們半開玩笑地說，文化大革命期間關於中國大多數學術著作、文章和博士論文，都是建立在這兩個人提供的信息上。」
中國政府上星期公布《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後，香港各方陣營出現不同看法。其中，民主派的公民黨黨魁楊岳橋就批評整個規劃過程缺乏透明度，最受影響的香港人從未被諮詢，讓人擔心香港的獨特地位可能會被削弱。
楊岳橋這番講話，不禁讓我想起有關小楊和老楊的故事。
香港回歸21年來，中國大陸在經濟上處處讓利，卻愈來愈得不到香港民心。不少人說，箇中原因是中央政府偏聽商界，事事將商人利益放在港人利益之上，令各階層的對立日益明顯，結果港人遷怒於北京。這個看法雖有點誇大，但確實是原因之一。
香港回歸後，由於小圈子選舉，商界地位大為提升。我認識一個姓楊的朋友，在左報工作，平時經常幫商界名人在左媒撰文發聲。日理萬機的北京領導人往往是通過左報了解香港情況，結果很多決策都是建立在這些人提供的信息上。我的朋友也像是包瑞嘉筆下的「老楊」隨時影響了北京對港政策。
近年來，北京主管港澳部門增加派員到香港「收風」，一面倒偏信商界情況已大有改善。以剛公布的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為例，據我所知，從粵港澳大灣區概念提出到最終形成規範文件，背後都有一批「智囊團」經過實地調研考察、梳理、總結以及提交建議，而不是只聽從「老楊」的意見。有趣的是，反而是楊岳橋等民主派人士，近年越來越擔當起「小楊」的角色。
過去幾年，楊岳橋、李柱銘和黃之鋒等人多次出訪歐美，與當地政商界陳述香港情況。在外國訪問期間，他們不斷打悲情牌，每一個議題無論大小，都說成是香港生死抉擇，令不少不熟悉香港的歐美政界人士對香港持悲觀看法。
坦白說，近年來香港的發展確實不盡如意，但也不是民主派所說的一無是處。民主派在歐美一面倒「唱衰」香港，某程度上也向西方國家呈現一個不太正確的香港面貌。而歐美國家發表的年度香港報告，往往由香港民主派這些「小楊」壟斷了話語權，結果進一步加深了西方對香港的負面觀感。
說到底，香港「小楊」和「老楊」背後，都是各種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在成熟的公民社會中，他們有權為本身的權益發聲。關鍵是：假如出現一家獨大的畸形局面，對香港是不是好事呢？
文章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網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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