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凱文：淺析佔中案的量刑因素

日前，擾攘多年的佔中案正式宣判，九名被告均判罪名成立，部份建制派因此而額手稱慶，當年成立「保普選反佔中」大聯盟的召集人周融，更召開記者招待會，聲稱「香港人勝利了」、「法治勝利了」。然而，法官要到本月24日才正式判刑，而條文所訂明的刑罰，不過是最高刑罰。是故，法官量刑的最終結果，很有可能再次惹來爭議。

那麼，法官的量刑準則又是什麼呢？香港奉行普通法，法官通常都會參考過往的案例判刑，但是今次九名被告的串謀公眾妨礙、煽惑他人公眾妨礙，以及煽惑他人煽惑公眾妨礙，過去在香港似乎未有案例，即是法官可能會參考其他普通法國家的案例，而外國在近年來，這類涉及「公民抗命」的案件，法官都會判得相對「輕手」。換言之，法官若是參考外國案例的話，便也有機會判得相對「輕手」。

值得一提的是，終審庭在上年審理雙學佔領政府總部前地的量刑覆核(案件編號：[2018] HKCFA 4）一案中，便引用了賀輔明勳爵在英國審理的R v Jones[2006] UKHL 16 案例，認為公民抗命的概念被英國法院承認，香港因而也可承認，並可被法院視為犯罪動機。今次案件中，法官雖說公民抗命不是抗辯的理由，但並無說公民抗命不是減刑或免刑的理由，即是法官若承認九人在發動公民抗命，九人便有機會因此而減刑。

問題是，怎樣才算是公民抗命呢？終院在之前的雙學佔領案中，便曾為公民抗命確立了廣義的準則：(一) 被告認為某一法律不公義，因而侵犯該法律，或 (二) 被告爲了抗議他眼中不公義的事情，或爲了導致法律上或社會上的改變，因而作出的違法行爲；(三)採取的行動亦必須是和平非暴力；(四) 抗議者行為上需有比例意識，不會造成過度傷害或不便，以及 (五) 被告在行動後願意接受懲罰。

在這樣的基準下，佔中並非認為某一法律不公義，所以不合乎 (一) 的情況，可是九人發動佔中的動機，則似乎是認為全國人大常委的《八三一決定》屬於他們眼中不公義的事情，於是透過煽惑他人參與堵路，以及中央收回《八三一決定》，所以合乎(二)的情況。此外，九名被告雖有煽惑他人參與堵路，但沒煽動他人使用暴力，所以合乎(三)的情況。

比較值得爭議的地方，是他們公眾妨礙的行為，有否比例意識，有否造成過度傷害或不便，以及九名被告是否在行動後願意接受懲罰。從今次的在判詞中，法官其實批評了佔中發起人之一的陳健民，以行動有否全面癱瘓中環，而非行動是否造成過度的傷害或不便的準則，作為衡量行動「要合乎比例」的根據，是絕對錯誤（totally wrong）。換言之，即使法官似乎認為他們的行動不合乎(四)的情況。

至於九人在行動後，又是否願意接受懲罰呢？法官在判詞中並沒談及，但是他們全部否認控罪，被告之一的邵家臻又明言，將會提出上訴。是故，九人在判刑時以公民抗命爲由要求輕判，但法官他們沒認罪，所以不算有意承擔罪責的話，甚至因此而不認同他們在發動公民抗命的話，獲得輕判的比重便會大幅降低。

另有一點不得不說，九名被告當中的張秀賢和鍾耀華，在當日發動佔中之時未滿21歲，而根據《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109A條的規定：「未滿21歲的人，法庭除非認為沒有其他適當的方法可處置該人，否則不得判處監禁」，法官在判刑前，須取得和考慮感化官所提交的報告。簡而言之，此兩人雖有機會被判監禁，但也有機會被判社會服務令，或者緩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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