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渤：引渡條例修訂 不可一拖再拖

 

《逃犯條例》的修訂，過去一段時間以來是最受矚目的公眾話題之一。支持與反對者楚河漢界，隨着立法會法案委員會日前召開首次會議，正式掀開戰幔。筆者嘗試從政治倫理、法理的角度，以及從兩岸四地過往的實踐來分析這個頗受爭議的話題。

 

從政治倫理的角度來看，根據「一國兩制」的憲制安排，「一國」之內的香港、澳門，回歸逾二十年了，竟然沒有完成與大陸之間疑犯引渡的司法安排，實在是匪夷所思。

前段時間美國駐港商會起哄，英國外相侯俊偉也對修例表示關注，十四名跨黨派英國國會議員甚至發起動議敦促英國政府向港府施壓。外國勢力如此關注，難免引起北京的猜忌。美英是在關心香港的人權狀況，還是居心叵測，另有盤算？再者，英美應該撫躬自問，哪個主權國家可以長期忍受這種「司法割據」的現實？

我們再從法律的角度來辨析。根據基本法第九十五條，香港特別行政區可與大陸的司法機關，通過協商依法進行聯繫和相互提供協助。但回歸逾二十多個春秋，香港與內地司法機關的制度性安排，似乎沒有多大進展。這一點，大家有目共睹。

 

回歸後洽談引渡進度龜速

 

另外，根據基本法第九十六條，特區政府可與外國就司法互助關係作出適當安排。如果筆者沒有統計錯誤的話，香港已經與外國司法機關達成22項引渡協議，還有32項司法互助協議。

 

顯而易見，香港在司法安排上的這種「對外積極進取，對內消極怠慢」，形成鮮明對比。早在1998年，也就是香港主權回歸的第二年，保安局長葉劉淑儀就宣佈，將就引渡逃犯的相關安排，啟動與北京的磋商，但因種種原因不了了之。2007年，葉劉的繼任李少光表示盡快恢復中斷的磋商，但還是沒有結果。2014年，時任律政司司長的袁國強，宣稱香港與澳門之間的逃犯引渡安排進入「成熟階段」，雙方大概是因為如何界定「追溯期」有議題，又是雷聲大雨點小，最後無疾而終。

觸發今次渡條例爭議的直接導火線，是香港特區政府以處理2018年在台灣發生的一宗涉及港男的殺人案為由修訂相關條例，惟修例同時允許香港將犯人引渡到大陸而備受爭議。

 

兩岸早就協商遣返問題

 

筆者最近重溫1993年4月在新加坡舉行的汪辜會談（台灣稱為辜汪會談）的內容，發現一個不太為人知或被遺忘的事實：海峽兩岸1949年分治之後首次舉行的這場正式會晤，雙方協商的第一個議題，就是「就違反有關規定進入對方地區人員之遣返及相關問題」、「兩岸司法機關之相互協助」等議題進行磋商。

 

在此之前，兩岸的紅十字會在1990年會商，基於人道原則，由雙方的紅十字會非官方組織在金門達成司法互助協議，就偷渡犯、刑事嫌疑犯的進行遣返互助，但不包括調查、取證、搜索與扣押等犯罪調查部分。在簽訂金門協議前，兩岸重大罪犯遣返，需要依靠國際刑警組織等第三方實行個案合作。2009年，分屬兩岸的非官方組織海基會和海協會，再在金門協議的基礎上，增訂包括民事與刑事調查取證與仲裁判決交流，共同打擊綁架、毒品、人口販運等組織犯罪，詐騙、洗錢、偽造貨幣及有價證券等經濟犯罪。

兩岸分別實行不同政治體制與司法體制，協議簽訂雙方實體屬於非官方組織，因此實務運作的過程中，對某些個案的執行難免引起一些爭議。從2016年開始，在肯亞、馬來西亞、柬埔寨、亞美尼亞、越南、印尼、西班牙等地犯罪的台籍嫌疑人，常被遣送到大陸而非台灣，就是一例。

從往績來看，中國與外國的逃犯引渡合作，總體上效果不錯。廈門特大走私犯嫌疑人賴昌星潛逃十二年，被加拿大遣返回國，在北京機場辦理移交手續，就是兩國司法合作的經典一役。

 

 

從2014年初開始，截止至去年底，中國從外國引渡42人，其中38人根據引渡條約實現，41 根據個案形式引渡。司法協助的國家包括法國、韓國、阿聯酋、保加利亞、匈牙利等。一個典型例子，是浙江省新昌縣常務副縣長姚錦旗涉案外逃。國際刑警組織發出紅色通報抓捕，保加利亞當地法院裁決同意。該案是中國首次從歐盟成員國成功引渡職務犯罪的國家工作人員。

 

可見，許多成熟的西方民主法治國家，都可以和大陸就打擊犯罪方面通力合作。作為中國一部分、實施「一國兩制」的香港，怎麼就行不通了？儘管香港與大陸的司法制度有很大不同，但制度不同也不應該構成司法真空，讓香港成為犯罪分子的Safe Heaven。「內地的法治水平太低」、「為了保護香港法治金漆招牌，必須保持與內地的司法區隔」雲雲，都不應該成為藉口。及早修例堵塞漏洞，把罪犯繩之以法，才符合香港公眾利益的最大公約數。